簡介：自清末以來的百餘年間，中國的婦女組織從存在樣態、社會功能及法律環境上經歷了什麼變化？在哪些時間段裡，組織得以繁榮勃發、叱吒風雲；在另一些時間則自覺「聽黨話跟黨走」？探索這一段歷史，或許會有令人驚奇的發現。
中國婦女組織的「前世今生」
講者：馮媛
大家好，今天我向大家分享的內容是「中國婦女組織的前世今生」。在開始正今天的分享之前，我先給婦女組織下一個定義。廣義上，為了促進中國婦女平等的組織都是中國婦女組織。
一、1897-1910年代中期：
滋生和勃發於變法和革命時代，國際本地渾然一體
在1897到1910年代中期，國際的婦女組織與本土的婦女組織一起蓬勃生長。不同的女性，以打破國界的形式，重新聯結在一起。
（一）中國婦女組織中的外國婦女
從1897到1910年代中期，婦女組織滋生和勃發於變法和革命時代，并且受到了國際以及本地的影響。以婦女組織「女學會」爲例，成員中不僅包括了中國的婦女，還有外國的婦女。
（二）外國傳教士發起和主導中國婦女組織
當時，出現了外國傳教士發起和主導的中國婦女組織，比如提倡婦女解放的「不纏足會」。對此，我一直認爲「婦女解放」這個説法，後來也是從放開婦女被裹住的脚，延展到解開婦女在社會方方面面受到的壓迫與束縛。
（三）中國婦女在中國之外組織起來
與此同時，中國婦女也在國外組織起來。以日本的中國婦女組織爲例，包括了「中國婦女劉東會」（留學東洋），中國留日女學生會，還有秋瑾成立的「婦女演說會」等等。
二、五四時期：中國婦女組織的黃金時代
五四時期，可謂是中國婦女組織的黃金時代，各種各樣的主張猶如春筍冒頭，包括政府上的婦女解放、獨生、不婚等主張。在五花八門的婦女組織中，有三大主流：
（一）女性參政團體
隨著中華民國的發展，婦女參政的潮流湧現。在1921年前後，出現了專門的婦女參政團體，如抗戰期女權運動同盟會、民權運動女界大同盟、女子參政協進會等。此外，有女性當上了一些省的議員，比如湖南、廣東等。
（二）基督教婦女團體
五四時期，基督教婦女團體是第二大主流。從全世界的範圍而言，基督教婦女團體包括了基督教女青年會，以及各種各樣的團契。
一方面，基督教婦女團體，通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倡導平等思想。
另一方面，基督教的婦女團體也會提倡婦女接受新式教育，包括學習算術、衛生家政（并非讓女性做賢妻良母，而是提倡獨立、健康的生活方式）等知識。而且，基督教婦女團體還會開展一些針對婦女的職業培訓，提高婦女的職業技能。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早期婦女團體的發起人及積極分子，很多都是去西方留學回來的基督教徒。當她們回國之後，也開始從事女權運動。所以，基督教的婦女團體，實際上為中國婦女運動培養了一批早期的積極組織者。
（三）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婦女群體
隨著《共產黨宣言》被翻譯成中文，以及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一些婦女群體也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比如天津「女星社」，成員就包括了郭隆真、劉清揚等人，她們都是在日後中國婦女運動、政治運動的活躍人物。
三、20年代中期：中國婦女組織開始黨化過程
20年代中期，中國的婦女組織開始呈現黨化的過程，進入聽黨話、跟黨走、做黨的附屬的狀態。
（一）國民黨改組之後，開始重視婦女權利
國民黨改組之後，開始重視婦女權利。時任國民黨婦女部部長的何香凝，不僅在國民黨的一大和二大中都有提出與婦女權利相關的提案，而且接受了來自第三國際代表鮑羅廷夫人的建議，開始在中國紀念三八婦女節。
（二）共產黨建立之初，成立婦女部門
共產黨建立初期，也有成立黨內的婦女部門，并開始出版婦女報刊，開展與婦女權利相關的工作。
在中共還沒有女黨員的時候，王會悟和高君曼兩位女性，便作為非黨員領導中共婦女組織。後來，還有王一知、楊之華、向警予等人，作爲婦女部門的領袖，發起婦女運動。
（三）國共合作中的婦女組織，國共分裂對婦女組織的影響
國共兩黨統戰時期，作爲中共黨員的鄧穎超，加入了國民黨，成為了國民黨婦女部的秘書。此外，在國共合作中的婦女組織，除了打倒軍閥，還在做一些激烈的女權運動，比如到街上剪掉一些女性的頭髮、裹脚布。
但到了20年代以後，國共兩黨分裂了，對婦女組織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四）黨外的婦女組織
20年代中期，雖然婦女組織開始了黨化的過程，但仍存在巨大的黨外空間去發展婦女組織。所以，那時候全國仍有可能數百個存在且活躍的婦女組織。
比如，與基督教有關的婦女組織「中華婦女節制會」（全稱是中華基督教婦女節制會），其名字聽起來很保守，但那時候也做了很多促進婦女權益的工作。
四、抗戰時：分分合合中外爭人權內爭女權
在抗日戰爭時期，隨著兩黨在合作中分分合合，婦女組織也開始對外爭取中國人民的人權，對内與黨或國家的掌權者爭取女權，可以説是又到了一個繁榮勃發的狀態。
（一）抗日運動：救亡和啟蒙，人權和女權，如新疆婦女組織的發展
30年代末期，新疆的婦女組織開始發展起來。比如在烏魯木齊，一些婦女組織開展了演戲、歌詠等活動，還出版了很多報刊。
（二）「婦指委」的空間和局限：人物 宋美齡、劉清揚
抗戰期間，内地也有不少活躍的婦女組織，其中就包括「婦指委」（婦女運動指導委員會）。
一方面，婦指委的組成人員，呈現的都是傳統的女性形象，如官員夫人；另一方面，這些夫人又都是接受過教育的，有時會發表一些女權觀點，但有的個別人也并非那麽女權。
（三）還擊「婦女回家去」，為女職員爭權益
在抗戰時，作爲蔣介石夫人的宋美齡，終於不再走出來丈夫的陰影，開始大展宏圖。她不僅推動了國民黨的空軍發展，也成立了大量與婦女有關的部門，包括婦女幹部培訓所。
後來，宋美齡選擇邀請劉清揚（早期共產黨的黨員），專門負責培訓婦女幹部的工作。劉清揚也對此盡心盡力，不僅反駁「婦女回家去」的説法，並為女職員爭取福利，反對相關部門不招收女職員的性別歧視行爲。
此外，在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也有大量的婦女組織、婦救會和婦女組織，不斷地動員青年、婦女等等出來，參加根據地的大生產以及支援前線的工作。
這，就是在國破家亡、民族存亡的抗戰時期下，女權的聲音依然非常響亮。畢竟，沒有女權，就不會有中國的人權。
五、四十年代後期：中共發出女權強音
在抗戰後的40年代後期，中國共產黨發出了非常響亮甚至極盡的女權聲音，而且把女權和國家的民主緊緊地聯系在一起。以下是一個例子：
在1945年的第二次界大戰之後，聯合國成立了聯合國經濟社會委員會，旗下有一個婦女小組。
作爲小組成員之一的埃利諾·羅斯福（羅斯福總統的夫人）發動了19個婦女團體，計劃1946年10月召集一次世界性婦女大會，并邀請了中國。作爲中國婦女代表的鄧穎超（時任中共的婦女領導人）接到出席邀請后，開始積極申請護照。
在申請護照的過程中，鄧擔心拿不到護照，便在1946年的9月6號，于上海召開一個中外記者招待會，并表示:「遠在去年7月,由歐洲幾個主要國家發起召開國際婦女大會,經過短短的籌備,在去年11月末在巴黎舉行了大會。有英、美、法、蘇等40余國的婦女代表出席。......這個會的宗旨主要是如何肅清世界的法西斯主義,同時為了加強國際婦女的團結,以及為世界的和平民主而奮鬥。在大會里成立了一個經常固定的組織機構----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聯合會的理事,規定中國婦女占8席。當時通知中國解放區婦聯可占三席,兩位正式理事,一位候補理事。」
解放區選出蔡暢、鄧穎超和丁玲,但是,鄧穎超說,「今年5月初,我得到通知要在6月初趕到巴黎開第一次理事會時,但很遺憾的是因為得不到護照而不能出席。」「我想,假如今天中國是個民主的中國,民主的政權,我應該得到這起碼的民主權利。但人民團體的活動受到政府的如此壟斷,顯然說明了今天的中國政府還是一黨專政,而且各黨派及人民的國際活動,亦為一黨所包辦。但我還是向政府所請求,希望政府能顧全國際合作的影響,不要因一個人的出席問題而引起國際對中國政府的不良印象和後果。」
鄧穎超最終沒能成行。但是17家報紙發表了她的談話和她就會議議事日程征求全國女同胞的意見。各解放區婦女也得到通知。一個月後，2000多人關於建設戰後新的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秩序求得世界民主和平的意見接踵而來。這些意見被寄往大會。
六、五十年代-八十年代：
全國婦聯的獨大、癱瘓和再生，橫向組織出現
從50年代到80年代，全國婦聯進入一家獨大的狀態，卻在文革期間陷入癱瘓，又在文革之後重生。與此同時，一些橫向的婦女組織出現。
（一）全國婦聯的獨大
1958年之後，作為統戰標志的中華婦女節制會的總會和分會逐步停止活動。基督教女青年會仍然存在，卻并不活躍。此時，全國婦聯幾乎是唯一的婦女組織。
（二）文化大革命期間，婦聯陷入癱瘓
從1966到1973年期間，全國婦聯停止活動。《中國婦女》雜志也自1966年9月起停刊，直至1978年才開始復刊。
（三）1980年代，全國婦聯定位和職能的討論
1980年代，全國婦聯重新對自身的定位和職能進行討論，明確要維護婦女權益，並保護兒童權益。
（四）婦女研究組織勃興
1984年，女知識分子的「橫向組織」在上海婦聯的孵化下誕生，很快全國各地出現數千家女性專業人員的聯誼會、協會。婦女研究組織勃興。
七、1990-2010年代中期：在羈絆和匱乏中昂首前進
在1990年到2010年代中期，面臨著社會的諸多束縛和打壓，婦女組織是在羈絆和匱乏中昂首前進。
（一）婦女橫向組織和研究機構繼續存在，有所發展
自1989年之後，整個社會氛圍非常緊張，不少組織都不敢輕易發聲。但就在1990年代初，《婦女和權力》等多家婦女雜志，開始發起與婦女參政相關的討論。與此同時，婦女橫向組織和研究機構也繼續存在，並有所發展。
（二）1994年，NGO成了中國話
1994年，中國承辦世界婦女大會，NGO論壇成為了一個平行的論壇。從那之後，NGO成爲了一個專門的説法（中國話），出現在中國的報紙上。
與此同時，一些獨立的、非正式或正式的新型婦女組織，開始走出在城市、知識分子圈子，進入農村、農民工内。也就是說，在農民工中，也開始出現了獨立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婦女組織。
（三）1996年開始，民間婦女每年秋天以紀念世婦會的方式傳承「九五精神」
自1996年開始，民間婦女會在每年秋天，以紀念世婦會的方式，傳承「九五精神」。
九五精神，指的是「婦女組織不是反政府、無政府，也不是政府的附庸，而是政府的合作夥伴」。婦女組織不僅要服務女性，還要對婦女權益的制度保障進行「查漏補缺」，推動國家相關政策的改進。
（四）90年代中期開始，婦女組織有意識推動國家
性別平等，不僅是婦女組織的任務，也是政府的首要責任，尤其是政府掌握著資金及資源的分配大權前提下，更需要讓政府在婦女權益上分配所需的資源。
因此，從90年代中期開始，婦女組織和國家的關系開始變化，並基於新的理解和實踐上，婦女組織有意識地推動國家去保障婦女權益。比如《反家暴法》的出台，便是由婦女組織提出來，再去和全國婦聯合作，一起推動立法的進程。
（五）獨立的婦女組織的網絡化、聯盟，以及內部治理問題得到重視
進入21世紀之後，婦女組織出現了網絡化、聯盟，如「反家暴網絡」就是一個聯盟。此外，婦女組織的内部治理，如民主參與等問題也得到了重視。
八、2010年代中期以來：更覆雜的局面、更多的可能性
2010年代中期以來，婦女組織面臨著更為覆雜的局面，以及更多好的、壞的等各種可能性。
（一）LBTQ群體逐漸增加，婦女組織一度非常活躍
隨著LGBT群體在社會逐漸現身，女性的性少數群體也開始參與女權議題，從而令婦女組織一度非常活躍，且討論的議題也得到了進一步地發展。
（二）95時期誕生的婦女組織的興衰沈浮
在95世婦會誕生的婦女組織，一些仍然在繼續發展，如雲南西雙版納的「婦女兒童法律心理服務中心」，也有一些組織消失了，還有一些組織則是換了一個身份繼續為女性群體服務。
（三）博客、社交媒體的出現，互聯網時代的婦女組織獲得新動能
隨著博客、微博、微信、豆瓣等社交媒體的出現，互聯網時代的婦女組織獲得了新動能，也因此誕生出來一些非正式、更有彈性的婦女組織。
（四）2017年INGO法實施
2017年，《境外非政府組織（INGO）境內活動管理法》正式實施，給不少婦女組織帶來了新的挑戰。
（五）疫情時期的「微信群」
疫情期間，由於無法在綫下見面，不少婦女組織則通過綫上的微信群，做性別議題的倡議，推動大衆關注疫情下女性的需要。
問答環節Q and A
Q1:橫向、縱向的婦女組織分別指的是什麽？為什麽橫向婦女組織在1980到1993期間那麽多呢？
馮媛：縱向組織指的是「自上而下」的組織，俗稱「條條」，如遵循「中央-省-市-縣」的單位。橫向組織，強調打破不同部門的局限和束縛、自上而下的權力結構，脫離碎片化、有依附關系的單位；橫向組織使婦女們找到有共性的人。
至於橫向婦女組織能在80年代活躍的原因，則是自改革開發後，打破了計劃經濟以及單位體制對人的束縛。在這個時代背景下，各地婦聯開始鼓勵和孵化婦女組織；有一些組織是婦聯的團體會員，但並不附屬於婦聯，存在一定的獨立性。
此外，公民社會最早的形式，以及世婦會、NGO能夠得到婦女的響應，也是源於80年代后社會開放及政府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支持。
Q2:婦女在哪個時期的經濟、政治上的地位有實質進步？如果有的話，它是以什麽樣的形式進行的？
馮媛：每個時期都有進步。但婦女的平等并非一蹴而就，所以無法比較哪個時期更強。
例如，早期的婦女組織「女學會」，就以辦報紙和提倡新式教育的形式，推動婦女權益的進步。當時，由於婦女缺乏受教育的機會，所以女學會不僅推動新式教育，而且强調男女平等的受教育權。
又以五四時期提倡「戀愛婚姻自由」爲例，强調戀愛與婚姻會對人的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從而令女性也可以掌握自己的婚戀選擇權。因此，我認爲每個時期都有進步，但到現在還沒有達到我們期待的理想境界，所以還需要繼續推動。
Q3 : 如何從制度角度定義獨立或非正式的婦女組織？
馮媛：第一，我們先理清正式與非正式組織的區別。正式的婦女組織，會有一套嚴格的規章制度，并且必須按照固定章程運行。而且，一些比較好的正式組織會有明確的預算及法人地位，甚至是非營利的法人地位。
那麽非正式的組織是什麽狀態呢？以「皮包公司」這個説法為例，其通常指那些沒有辦公室、正式的工作人員、資金，卻具備公章的公司。公司的負責人會隨身携帶公章，隨時隨地可以辦公。
因此，非正式的婦女組織，也就是指沒有正式的法律身份，沒有獨立法人，沒有辦公室，更沒有總經理、秘書長等公司内部的級別劃分，但工作人員會以彼此約定俗成的方式進行工作。
第二，如何定義獨立？我認爲，一個獨立的婦女組織，其組織成員、決策、方針等都應該是獨立的，錢也可以來自任何一個機構。但是，在中國大陸的社會環境下，婦女組織很大程度上會受政策的影響，而無法達到獨立的狀態。
Q4 : 婦女組織的行動和主張，在城市農村之間以及不同省市之間是否不同？
馮媛：是的。基於不同的地域、民族及政治文化背景等因素，全國有不同類型的婦女組織，面嚮不同的的目標人群。此外，這些婦女組織的行動和主張，都是自主制定的。
例如，針對在工廠工作的女工的組織，或針對在外來人口聚居地工作婦女的組織，以及聚焦城鄉結合部女性的組織，這三個組織的行動和主張肯定各有不同。
Q5：婦聯和婦女組織的關系是？
馮媛：我覺得是一種合作關係——這種合作，是相聞不相望的狀態。我們可能不認識彼此，也沒有交集；但我們心有靈犀，能感應彼此。哪怕我們的理念不完全一致，卻也可以通過各種方式達成合作的目標。
比如，《反家暴法》的出台，就是婦聯組織和其他獨立的婦女組織一個合作。在推動反家暴的過程中，由反家暴網絡與全國婦聯溝通，以此達到維護受害女性權益的目標。
雖然，婦聯和婦女組織很少會有對話的機會，但我覺得我們應該對合作要有更多元的認識——不管民間的婦女組織與婦聯有多大的差異，但我們都需要彼此的存在，並努力創造合作的可能性。
爲了實現婦女平等的目標，我們必須學會與不同的人、不同的角色、不同的組織合作，從而促進全社會的進步。
Q6：婦聯在法律領域的介入是什麽樣的？
馮媛：第一，源頭參與。婦聯在立法和政策的制定上做了倡導的工作，如嫖宿幼女罪的廢除。在這個過程中，雖然其他婦女組織如千千律師事務所（原北大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眾澤等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婦聯從中也非常盡心盡力。
第二，婦聯有維權的功能。各級的地方婦聯都有權益部，把當地女性律師和願意為婦女權益服務的律師集結起來。雖然，這些律師并不一定有很强的性別平等意識；但對於需要服務的婦女而言，找婦聯是最快能連接到各種資源的方式。
第三，婦聯可以通過體制內的機制運作，為女性提供免費的法律服務。因爲在法律援助方面，獲得免費服務的門檻很高。這對於一些受家暴的婦女而言，無疑苦難重重——她們難以支配自己及家庭的財產，求助婦聯反而是一個便捷的方式。
第四，婦聯有監督的權利。婦聯在全國推行一個叫社會性別評估機制，會評估政策出台及執行中的性別影響，尤其是對婦女權益的影響。而且，婦聯在這個過程中實行約談機制，可以對侵犯婦女權益的行爲人及相關單位進行約談。
截至目前，雖然很多婦聯的工作人員的性別平等意識不夠，行動力也不足，但婦聯在法律的制定、改革、完善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多作用。因此，我建議大家有需要還是可以求助婦聯，推動他們用已有資源，在體制内更好地為婦女服務。
Q7 : 婦聯會不會保護跨性別女性的合法權益？如果跨性別女性，包括整個性少數群體，向婦聯尋求幫助的話，會不會得到回應？
馮媛：不管婦聯是否會回應，我都鼓勵大家去求助婦聯。
如果一個跨性別女性（生理男、心理女），希望以一個女性身份在社會生活，就會面臨一些與女性權益相關的問題。倘若個體是一個跨性別男性，生理上亦有可能受到一些女性身體的影響——這些都跟女性有關，應當求助婦聯。
Q8 : 如何看女權運動和其他社會運動的關系？
馮媛：女權運動，既是一個獨立的運動，也必須和其他的運動（如勞工運動、環境保護等）結合。因為，任何與人類相關的事情，都牽涉到性別、女權的議題。
以米兔運動爲例，米兔運動就是一個和其他社會運動結合的直觀例子。米兔運動爆發在各行各業，甚至出現在公益行業内，也引起了各個組織及工作人員的檢討與反思，從而開始把性別平等的相關培訓納入運動、組織内。
我認爲，所有社會運動都是為了推動公平、正義、平等。而女權運動，自然也是其中一個同盟軍。但是，社會運動目前仍會受到主流權力結構的影響，而且女性在這些運動、組織内的話語權和決策權也不夠，所以還需要更多的思考及行動。
Q9 : 比如「女醫護人員剃頭」、「中國女孩上熱搜」等現象，是不是反應整個社會女權意識的倒退？
馮媛：不能因為社會出現一些現象，就認為整體的女權意識在倒退。因爲不論什麽時候都有人持有先進的女權意識，也有很多人沿襲陳舊的性別意識。比如頌揚女醫護人員剃頭的人，也有可能反對同性婚姻。
此外，媒體的曝光以及現在的宣傳機制，有可能是基於吸引大衆眼球、流量等目的，而并非是反應真實的現狀。但在我看來，大衆對於性騷擾、家庭暴力等事件的態度，越發趨向零容忍，所以整體的女權意識還是在上升的狀態。
Q10 : 在網絡上，一些女權主義者會（鍵盤組織者）主動分享自己的想法，推廣一些樸素的性平理念。但這也會引起一些非情緒化和不理智的評論，反而加深大衆對女權主義的污名。對此，你怎麽看待這些女權主義者呢？
馮媛：在我來看，微博女權主義就是鍵盤組織者的其中一種。一方面，她們的言論會引起爭議；另一方面，她們確確實實也在做一些行動。
疫情期間，不少微博上的女權主義者，給武漢附近城市的女環衛工送口罩，又在微信群裏組織大家輪流值班，只爲給快要臨產的孕婦提供服務……這些行爲，事實上根本不會引發非理性的情緒。
此外，無論我們發表什麽觀點，總會被一些人污名為「好鬥的女權主義」。那麽面對這些本來就有的偏見，我們根本無需在意。我們反而要因爲這些汙名化的存在，更加肯定自己行動的意義與價值。
Q11:《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對婦女組織有什麽影響？
馮媛：《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的重點是管理，即如果一個組織不是非營利組織，就不能和境外NGO合作。但是，和境外NGO合作，并不是婦女組織的唯一出路。未來，我們可以繼續發揮我們的想象力，去做各種工作。
比如我們可以和一個人、N多人、LBTQ群體合作，甚至也可以與一些對議題感興趣的男性合作。正如秋瑾曾說「不結團體，女權不能興」，這不是僅僅指注冊的團體，而是指人與人之間可以達成合作，從而形成更大的力量。
Q12 : 你覺得未來婦女組織的發展形勢如何呢？
馮媛：未來，我們可以通過非組織（無組織）的形式，更有彈性地發展女權組織。
以「反家暴小疫苗」倡議（疫情期間寫一封反家暴倡议书给小区邻居）爲例。我覺得這個倡議非常有啟發性；我們可以把「性別不平等現象」看成是一種病，而每個人都是性別平等的小疫苗，可以隨時隨地地發揮作用。
我們也許無法成立一個組織，但可以通過網絡做鍵盤組織者，繼續對公衆做性別性別議題的倡導。
Q13 : 有哪些值得信任的婦女組織推薦呢？
馮媛：不能一概而論，每一個婦女組織都有自己的所長。
我認爲，個體應該根據自身需求，選擇所需領域的組織，如就業權益、性別暴力、婦女健康等。此外，我也建議大家多和身邊有平等意識的人交流，又或者通過關鍵詞尋找與此相關的書籍、資料，慢慢就能掌握更多與性別議題有關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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