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以来，随着《慈善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等法规出台，社会组织的活动空间日趋收紧，2018年，广州有LGBT公益组织被宣布为非法机构，有同志组织因筹款困难自行解散。在全国范围内，同志组织仍然较难取得合法注册。多家组织提到，近两年在举办活动时，被临时取消的比例大幅提升。
同志组织的公共关系能力如何？在日常运营中如何化被动为主动，与当地政府建立一种“互信”的关系？如何通过公共关系能力建设改善组织的生存环境持续性的开展工作？笔者访谈了10家同志NGO的负责人、3家非同志NGO负责人、一家商业企业公关总监，两位政府工作人员，试图通过不同地域和不同角色的观点碰撞和实践梳理，整理一份可供参考的公共关系脉络。本文受访对象来自沈阳、北京、青岛、武汉、泉州、宿迁、广州等地。
在接受访谈的组织中，有五家获得民政注册，其中两家是同志组织，另外三家是非同志组织，有8家以工商企业身份注册，其中一家获得多轮风险投资，有两家还成立了专项基金，还有一家既没有民政注册，也没有企业注册。
同志组织公共关系现状
预算不足，缺乏专职人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在采访的10家同志组织中，仅有上海、广州的两家同志组织和北京的一家同志企业有公共关系的专职人员，其它组织多为机构负责人兼任。这当中预算少，难以请到合适的人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北京A组织的负责人说，“除了资金问题，还需要找到既懂社群又懂主流话语体系的人，加上职业规划也不清楚，没办法请全职，只能用志愿者帮忙。”
另一方面，大部分同志组织不清楚如何提升公共关系，特别是与政府（GR）的关系，来自北京B组织负责人的话比较有代表性，“实在找不到头绪去突破公共关系”，只能处于一种被动应对的局面，“等着上面找来了，才去临时沟通”。
而上海的C组织，属于积极建立公共关系的代表，他们的负责人在当地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参政议政，从2018年起，机构的公共关系已从负责人处理逐步扩大到团队式分工。C组织的负责人说，因为参与培训，他更深的理解了“企业家精神”，“它包括态度和讲故事的能力”，他认为对政府的关系，同样体现讲故事的能力。
北京的D组织刚刚经历了一场公共关系危机，他们的公关负责人接手处理了这场公共危机，并为组织有效的化解了风险。在D组织的公共关系中，不仅包括了品牌保护，领导人的发声管理，还有积极主动的建立政府关系。
笔者访谈的这10家同志组织，属于社群中发展相对靠前的位置，负责人对公共关系的态度，同时影响到他们的资源获取能力，尽管在访谈中没有加入筹款数据的对比，但基于我对社群的了解，明显感觉到，因为公共关系的能力不足，有几家组织的生存面临困境。
当然，没有经费又影响到聘用专业人士来改善这一块的工作，北京B组织的负责人说，“现在就是逃避状态，先活下去再说”。
政府部门关注的点是什么？
受访对象较为一致的谈到说，资金来源是政府关注的重点，“钱从哪里来”是被经常问到的问题，境外的资金受关注更高，而如果资金来源于国内个人捐款，相对影响小。
广州L组织的负责人说，“原来‘喝茶’（指被约谈），总是关注钱的事，最近几年，机构加强了在国内的筹款后，有关部门已很少问钱的来源。”
除了资金来源，钱拿来做什么也是关注重点，境外资金并非一刀切都不可以拿。如果议题不敏感，仍然可以获取境外的资金支持。来自青岛的E组织负责人说，因为与当地部门建立互信的关系，前不久他们获得一笔境外捐赠，对方（公安）帮忙跑申报，“找卫计委，帮盖章”，给组织减少了很多的麻烦。E组织的负责人说，跟他们交往要坦诚的交流，“越藏着对方越觉得你可能有很多问题”。
来自沈阳的F组织负责人说，原来机构做东北文化节，也有涉外的合作，现在被告知涉外的都不能做了，自己不愿意做公共关系这一块，“我从来也不爱搭理人家，价值观有冲突”，所以，资源受到一些影响。
“谁来参加活动？”是另一个广受关注的主题。外籍人士的参与相对更受关注，本地化的服务则不太引起关注。几位受访者都提到，在参加外国领馆的活动时，会受到询问。
武汉的G组织曾举办“艾滋徒步”，当时跟公园借场地，公园推说不接这样的活动，推脱的时候还说，需要先拿到公安局备案，“我当时抱着试一下的心态，去公安局备案，非常顺利，给我们备案了一场200人的活动，再拿到公园去谈就成功了。”
议题也很重要，防艾被认为是同志领域较容易得到政府支持的入口，有多个城市防艾的小组获得了民政注册，他们的资金来源，基本依赖于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公共关系与价值观冲突
几乎每一家受访对象，都特别强调说与政府的公共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已经一定程度影响到了机构的生存及资源获取能力。 但在与政府部门建立关系上呈现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一种是主张积极发展和主动沟通，另有几家处于消极应对，等待上门再说的状态。
沈阳F组织的负责人说，自己是NGO从业者，胸怀理想，不想去处理那些复杂的关系。“原来机构有一个人挺会拉关系，让他帮我们做公共关系维护，最后关系成了他的了，自己做了一个组织。”
北京H组织的负责人说，“价值观上的一种自我的割裂影响了积极性，我们做这个（公益）工作，比较崇尚民主和平等，你会想象成，（公关）这个工作不是我想的，我们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可能心态上就不想沟通。“ 这位负责人的话非常有代表性，呈现的内在价值观与公共关系的冲突，是一些公益人不愿去主动沟通的主要原因。另外，不会说体制内的那套话语，“不知道说什么”也是很大的原因。
“NGO从业者太单纯了，有些是从学校出来就直接来工作，请客送礼，不是擅长的，连心理那一关都过不去，觉得这是不对的！”北京B组织的负责人说。
泉州K组织负责人持这种消极的态度，“他不找我，我不找他，保持着一种沉默。我不爱跟他们打交道，这是大障碍，（跟他们打交道）很人格分裂，心里不舒服。我说的话对方也觉得不舒服。”他认为自己是“不喜欢迎合”。
来自广州一家关注教育的基金会的负责人也提到自己不擅长与政府部门打交道，属于机构的短板。“机构为了保持独立性比较少与政府项目合作，更多的时候处于消极应对，因此而错失了很多的资源。”
而另外一些人则完全持不同的看法。
来自青岛的E组织负责人说， 不能只低着头干活，要建立顺畅的沟通机制，把成绩、想法，（向有关部门）常汇报，建立一种透明的感觉，形成信任感。“每年的年度工作总结，他看不看，我都发。”
武汉G组织的负责人说，机构注册的事情，让自己改变了态度。“团委，社区，街道，这些都要去沟通”，政府的执行是街道和社区落实，如果社区不认同就很难，需要积极的沟通去让他们理解这个议题。
上海C组织的负责人认为，中国本身就是熟人社会，不要把体制内想的都是利益交换。“我从体制内出来，你把事情做规矩了，也就没有事了。你想做事情，也不能把别人的饭碗砸了。”
北京H组织的负责人说，这两年自己在调整心态。“原来发展路径很不一样，原来熟悉的是西方的公民社会的思维。2015年后，政策环境发生改变，自己的工作思路也在转变。心态上要调整，坚信自己没有做错事，没有做坏事，才会有好的心态去沟通。我非常认同邱吉尔的话，‘没有敌人’，他（政府官员）还没有理解你，但是你潜在的盟友，不能当对立面来看，看成沟通的机会。”
在宿迁政府部门工作的J先生说，从政府角度看，每一个部门都是想“安稳”，非政府组织必须回到这个角度，让对方知道你不影响“安稳”，在宣传上，在活动形式上，不必太出挑。
“NGO的角度要高，要能容得下，要换位思考，围绕具体办事的人，争取理解为主，如果办事人员暂时不理解也要接受。要有长远眼光，每一次沟通就是让一部分人了解了我们的议题，就是一点进步。”
如何建立公共关系？
要改善和建立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受访对象提到最多的一个词是，“换位思考”。
“先要想一想对方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逻辑是什么”，理解了对方的需求，就有了对话的基础，青岛E组织的负责人说。
“ 要懂得体制内的话语，有些人可能觉得怎么这么怪啊？他就是官方的啊，我们能不能用他听得懂的话来讲？对他来说更友善。你提的词都是外来词，有西方阶级还有社会运动的概念，他会本能的害怕，因为你，我的乌纱帽不保怎么办？对他来说，他的饭碗更重要。”上海C组织的负责人说。
"如果他自己没办法获得安全感，如果你对他是一个威胁，他能帮你吗？”北京A组织的负责人反问。
有了“换位思考”，才能解决“心态问题”。“心态”是访谈对象提到的另一个高频词。当对方找上门来，活动受到影响，你用什么样的心态与对方沟通，也直接影响结果的走向。
青岛E组织负责人说，“态度要平和，有啥说啥，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没有问题。”
广州L组织的负责人也总结了自己的经验，“我都是积极的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的活动通常是周末，对方往往没有时间来，下次见面，我反而怪他们不关心我们，不参加我们的活动。”这样的积极性表达，反而让对方觉得，你的活动是透明的。“我在见他们前，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这是我的工作，我必须用专业的态度去处理。如果我带着负面情绪，带着对抗情绪去沟通，不会有好的结果，同志的工作本来就在灰色的空间中开展，冲突只会让灰色空间变得越来越小，把自己组织推到红色空间，可能什么都做不了。”
不止一位受访对象提到“企业家精神”，北京H组织负责人说，不是所有人都有企业家精神，人们进入这个运动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因为权利意识，有的人可能受到伤害来寻求认同，也做了一些事情，并没有想过如何运营好一个组织，而公共关系，已经进入到草根组织发展的深水区，对从业者的能力要求、情绪管理要求、沟通水平的要求都非常的高。
作为企业，北京的D组织显然已经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专业了。该组织公关负责人强调公共关系的专业化，把握处理的方法和节奏，他认为，“当下同志组织太过于强调社群属性，会把自己先特异化，会让政府层面的人已经把你特异化了，大家就像面对一群怪物，而不能用专业的，正规的政府公关系来处理。要跳出这个（过度强调特殊）的属性，去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他为什么要对我友好，他为什么要对我不友好，尝试换位思考，站在政府的工作人员角度去思考。
专业化的要求，要有信息收集能力，良好的表达能力，风险控制能力。 “需要超强的抗压能力，敲政府的门是很难的，还要有消化社群的误解的能力，化解这种误解，对人的要求都非常高。
社群组织公共关系的可能路径？
武汉的G组织，这几年快速发展，创办人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他自己负责对外沟通，还有同事专门做社群的关系。政府关系这一块，团委、妇联、民政，还有武汉当地的孵化基地都建立了较好的关系。
上海C组织的负责人，是当地政协委员，还是中国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助人为乐模范候选人，拥有社会职务对机构获得信任很有作用，能增加一层公信力。还有利于从企业获得资源，C组织是中国最早获得民政注册的同志类组织。
C组织的负责人还在华东理工大学工作，在学术上做一些推动，“教授们也愿意参与进来。通过出书和文化生产，往前推动。”
北京A组织用艾滋的议题来推动，尝试从健康系统入手，然后在机构理事这个层面寻找有影响力的人选 。
推动组织合规也是多个组织的选择。北京A组织，提到说要推动组织“合法化”，在规则内起舞。北京的H组织负责人说，以前比较注重项目的发展，后来发现人的培养很重要，当进入到新阶段后，“不得不面对组织合法性的问题。”
她还反思说，“最近，发现我们跟社群太远了，我们自己觉得社群都应当知道，其实不知道。以后要做社群动员，关键人可能会出来。过去，我们还做得不够专业，无论是在企业，还是在政府层面，不熟悉话语体系，给你机会，都不知道怎么说。”
广州L组织的负责人也把社群动员看成最有效的路径。“我们有几千个志愿者，有些人的同学、朋友正是掌握话语权的时候，我们通过培训志愿者，让他们去识别资源，并建立有效的关系。”
而这种在社群内部动员的方法，在心智障碍领域已经具有非常成熟的经验。北京M机构的负责人说，自闭症孩子的家长，有些被残联吸纳成协会的主席，有机会对话，在政策倡导这一块做得特别好。”
而在机构的理事层面，刻意去找政策倡导的代表或者学者，或者是民主党派的人，M机构内部理事有93学社的，有民进中央的。每年做倡导时，直接在社群里动员，看谁的亲戚或朋友能搭上话，效果非常好。
北京D组织的公关负责人提到自己的方法论，他归纳为“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从上到下，如果从某个部门了解到某个办事处的官员，某个人的态度是好的，他是某位的亲人，能找到关系，就从上到下去找关系，他相信，这些中、高层官员是愿意与我们交流的。如果能影响某一个中高层的官员，在中国文化下，下面的人一般不会轻举妄动。
从下到上，更容易接触到片警， 办事的人。如何选择对话的人，也许隔壁窗口的态度就更友好，需要同事去发现这个情况。提醒一个词叫“党性”，无论是高级官员，还是办事的人，在“党性”上是很严肃的。我们的工作不是反党反国家的，不是煽动干坏事，要把信息传达好，让对方知道我们是热爱国家的好公民，这个部分很重要，却容易会被忽略掉。
L组织的公共关系实践
L组织因为在国内多个地方开展工作，每年举办线下活动超过700场，从去年开始探索加强公共关系的建设和维护，并在机构内部设立了公共关系的职位，统一协调相关工作。
该组织负责人总结说，公共关系的总体基调就是建立信任关系，减少猜疑。信任是基础，对方搞清楚了“资金来源、活动议题、参加人员”这三个核心问题后，就比较容易获理解。
有几点不碰的，不触碰线线，政治问题，宗教问题机构不碰，在中国，这是红线的部分，机构的工作聚焦于LGBT群体及其家庭，不熟悉的议题不发表意见。LGBT群体主要工作是希望改善生存环境，获得平等权益，是当下这个群体迫切需要的，这样的需求并不激进，也符合解决家庭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理念和大方向。
沟通姿态积极，有相关部门了解工作时，积极对话，坦诚沟通，不遮遮掩掩，同时强调组织的工作对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的积极意义。保持温和姿态，用温和的态度创造对话的可能，情绪管理在公共关系中非常重要。我们希望别人尊重我们的工作，也应当尊重别人的工作，所以，一定要给人可沟通的空间，避免形成对立的局面。
提升透明度，资金来源与支出，年度活动计划全部放在官网，任何人都可以获取。志愿者培训中加入组织的介绍，包括资金来源、活动类型、创办人信息。越透明越好，没必要弄得神神秘秘的。
主动拜访，辖区居委、街道、派出所，主动去拜访，建立互信的关系，多讲故事，让别人了解你，看到你做事的初心。
邀请指导 ，主动邀请相关人士来参加机构的活动，亲身感受活动的气氛，避免因为对活动类型不了解而误判，了解是互相理解的基础。
接受媒体访问 ，向公众讲述你的工作，也是积极传达你的工作价值，为机构构建软实力。
作者简介：胡志军（阿强）
同性恋亲友会执行主任。2008年6月参与创办民间公益组织同性恋亲友会，通过推动家庭接纳，关注性少数人群身心健康及亲子关系。2013年当选“银杏伙伴”。
胡先生是中文两性领域知名博客、专栏作者，曾在腾讯《大家》、荷兰在线中文网、舞台与荧幕开设专栏，还是网易非虚构写作《虹桥》栏目负责人。
2017年，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任访问学者。2018年6月，发起成立国内首个关注性少数人群的公益基金-彩虹伙伴公益基金。2018年12月入选险峰公益基金会挑战营。
2019香港大学法学院任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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