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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馨基金會參訪時，長期參與性平訴訟的賴淑玲律師也通過案例分享，向我們呈現了台灣反性騷擾制度中的漏洞。 首先，台灣反性騷擾的制度框架是:職場性騷擾的處理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由勞動局負責，性別平等委員會審議，要求僱主調查並證明其提供了"立即有效的補救措施"，否則追究雇主的責任，這包括公開"黑名單"和行政罰款 罰款交由政府，受害者個人補償，需要另外提起民事訴訟;校園性騷擾處理依據《性別教育平等法》處理;公共場合的性騷擾依據《性騷擾防治法》，由社會局負責和調查;已經申訴的性騷擾案件，校園內發生的最多，職場性騷擾的申訴率較低 賴淑玲律師介紹后，我認為，職場性騷擾的申訴率低，或許也與《性別工作平等法》的立法疏漏有關。 賴律師分享的案例中，一例僱主在受害人申訴后，立即公開道歉承諾永不再犯，並在工作場所張貼反性騷擾公告，符合《性別工作平等法》對雇主責任的要求。 所以即使性騷擾已經發生，勞動局也不能對該僱主進行處罰。

目標包括： 提升公眾對「數字安全是實現性別平等核心要素」的認知 推動法律改革 投資解決方案 在數字空間中讓女性的聲音被聽見   甚麼是數字暴力 以下內容來自 聯合國婦女署文章 介紹 數字工具日益被用於追蹤、騷擾及傷害婦女與女童 ，常見形式包括： 非自願散播私密影像（「色情報復」或裸照外洩） 網絡欺凌、引戰、網上威脅 網上騷擾與性騷擾 深度偽造（AI生成或篡改私密影像、音視頻） 社交平台上的仇恨言論與虛假資訊 「起底」／「開盒」 Technology-facilitated Gender-Based Violence” （TFGBV，技術助長型性別暴力） 任何透過資訊通訊科技或其他數字工具  實施、協助、加劇或擴大  的行為，且該行為已造成或可能造成身體、性、

（六）《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 2005年，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0條法條，台灣教育部頒佈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要求各級學校按照準則去制定相應的防治規定，並把防治規定公告周知 （八）《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人員培訓及調查專業人才庫建置要點》 2013年，《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人員培訓及調查專業人才庫建置要點》公佈實施。 第三十七條（定期篩查）學校應當每學期針對全體學生開展專項調查，對學校是否存在欺淩和性侵害、性騷擾等情形及其程序進行評估。 四、成效（一定是許多人共同努力的結果） 2021年6月1日通過、9月1日起施行的《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定》，對性騷擾更加重視。有七處提到性騷擾，而原來草案只有3處。 小學階段：樹立防拐等社會安全意識，識別校園欺淩、校園暴力並會求助，初中階段：提高預防性騷擾與性侵害的能力；高中階段：能夠有效預防和應對性騷擾與性侵害。

該法第1010條對性騷擾責任和單位防治義務做出了規定：違背他人意願，以言語、文字、圖像、肢體行為等方式對他人實施性騷擾的，受害人有權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 廣州女環衛工性騷擾案 2020年6月15日，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受理了黃女士起訴上司性騷擾的案件。 至此，該案成為2018年底性騷擾成為民事糾紛新案由以來，首例原告訴求得到全部實現的首例"性騷擾案件"。 【 短評 】 莫再說性騷擾是少數女性的自戀妄想，且看它確確是各階層和各年齡段女性共同面臨的真實威脅。 再不起眼的角落裡也可能發生騷擾，再微小的權力關係也足以讓被騷擾者噤聲。 發生在職場中的性騷擾不僅是對女性個人心理安全感的極大破壞，還可能由此導致被騷擾者離崗、離職，進一步加劇性別的職場境遇差距。

2018年1月1日，羅茜茜在微博上發表長文，舉報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導師陳小武曾經對自己的性騷擾，一天之內獲得了300萬閱讀量[2]，拉開了中國#MeToo運動的帷幕，隨後這場運動迅速從高校 擴展到公益界[ 3]、媒體界[4]、宗教界[5]等，其中最著名的案例是弦子訴朱軍性騷擾案[6]，和京東創始人劉強東涉嫌強姦案[7]。 並且它也有明確的權利訴求，關注這一運動的人們不僅將矛頭指向懲罰害者，更提出了在高校推動建立反性騷擾機制，進行反性騷擾立法等訴求。 儘管這些訴求至今尚未完全實現，但也在社會上引起數度震盪和迴響。 圖片來源自網絡） 在線下支援方面，2020年底，弦子訴朱軍案在北京開庭，這場不公開審理的庭審，卻吸引了上百位弦子的支持者前來支援[8]，人們聚集在法庭外的街道上，手持不同的標語，如"我們一起向歷史要答案"，"禁止性騷擾 實名舉報導師的北航女博士羅茜茜：我必須站出來"，BBC，2018年1月2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2539003 [3] “中國公益圈連爆性侵性騷擾

同時，他們最為不滿意的五個方面為：1）女性的學業追求及專業選擇是否獲得平等支持、2）婚育對職業發展的影響、3）平等的就業機會、4）家庭和社會對女性是否結婚或何時結婚的壓力、5）預防處理家庭暴力和性騷擾的法律及其宣傳落實是否足夠有效 27%的女性和非常規性別者在疫情期間有過遭遇暴力或性騷擾的經歷，其中，以年輕人為主的應答者主要遭受的是網絡上的攻擊辱罵（62%），實施者中60%為陌生人；陌生人實施的性騷擾佔比達77%，也主要發生在網上 此外，31%的辱罵、43%的阻止治療、11%的性騷擾同樣來自家人。隔離、限制出行和一些機構的防疫措施，讓遭受暴力的人群難以擺脫風險以及獲得有效的幫助和支援。 2020年，抗擊“新冠”疫情中，醫護人員、環衛工人、志願者和居家隔離中，社會看見了女性的作用和貢獻（6008票） 1998年，北京首現女同性戀婚禮（5146票） 2005年，《婦女權益保障法》修訂明示禁止性騷擾 票） 2012年，中國女航天員首次飛天（4282票） 2002年，電視劇《不要和陌生人說話》熱播普及家庭暴力概念（4058票） 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於3月1日正式施行（3993票） 2019年，“性騷擾責任糾紛

再進一哩路：《台灣跟蹤騷擾防制法》的立法與執行 One Mile Further: Legislating and Enforcing Taiwan’s Stalking and Harassment Prevention Act 2022) 繼日本、韓國後，台灣於2022年6月實施《跟蹤騷擾防制法》，規範八種騷擾樣態，如尾隨接近、歧視貶抑、通訊騷擾、不當追求等。 《跟騷法》旨在填補現行保護婦女的法律漏洞，重點針對陌生人的騷擾行徑，以及新聞中常見的分手暴力、「恐怖情人」事件。 背景：跟蹤騷擾的類型、發生率、對被害人的傷害、求助的障礙和困境、各國的法制 回應《跟騷法》立法倡議之路 《跟騷法》的內容：行為定義、八種型態、案件處理流程、救濟（書面告誡、保護令、刑責） 《跟騷法》實施現況

從三個維度探討人工智能與性別暴力的交集： •人工智能作為檢測與監控的工具； •人工智能作為治理對象，受《人工智能基本法》等法規及平台治理框架等塑造； •人工智能作為新型傷害的來源，尤其是 AI 生成的影像類暴力，使脅迫性控制、群體性騷擾以及技術放大的社會懲罰成為可能

因此，早在民國七十七年我們就成立了「婦女護衛中心」，提供受暴婦女專業的法律、醫療、報案、出庭諮詢與陪同等服務，成為全國第一個提供遭受性侵害、家庭暴力、性騷擾婦女、兒童服務的公益團體。 多年來，我們仍持續不斷的關懷遭受暴力侵害的婦女，更以實際的行動發展成為專業社會工作機構，從個案輔導直接服務、預防宣導、到法律推動等間接服務及倡導工作，持續為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和性騷擾的婦女朋友爭取平等 服務對象 1.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之被害人。 2.涉及監護權、探視權、剝奪親權等家事案件之未成年子女。 服務範疇 1.家庭暴力被害人保護服務 2.家庭暴力被害人司法社工服務 3.性侵害及性騷擾被害人保護服務 4.家事事件司法社工服務 5.兒少法庭權益保護服務 6.研究發展與教育宣導 7.法律修定及制度推動 經過防暴三法推動聯盟之努力推動，再加上立法院不分黨派立法委員之齊心全力支持，防暴三法中之性騷擾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修法條文、刑法修法條文終於在九十四年一月間經立法院三讀通過，順利完成立法程序。

因此，早在民國七十七年我們就成立了「婦女護衛中心」，提供受暴婦女專業的法律、醫療、報案、出庭諮詢與陪同等服務，成為全國第一個提供遭受性侵害、家庭暴力、性騷擾婦女、兒童服務的公益團體。 多年來，我們仍持續不斷的關懷遭受暴力侵害的婦女，更以實際的行動發展成為專業社會工作機構，從個案輔導直接服務、預防宣導、到法律推動等間接服務及倡導工作，持續為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和性騷擾的婦女朋友爭取平等 服務對象 1.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之被害人。 2.涉及監護權、探視權、剝奪親權等家事案件之未成年子女。 服務範疇 1.家庭暴力被害人保護服務 2.家庭暴力被害人司法社工服務 3.性侵害及性騷擾被害人保護服務 4.家事事件司法社工服務 5.兒少法庭權益保護服務 6.研究發展與教育宣導 7.法律修定及制度推動 經過防暴三法推動聯盟之努力推動，再加上立法院不分黨派立法委員之齊心全力支持，防暴三法中之性騷擾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修法條文、刑法修法條文終於在九十四年一月間經立法院三讀通過，順利完成立法程序。

工作環境性騷擾 對於電子廠來說，訂單較多的時候通常是12-16小時兩班倒。工作環境中有諸多職業安全問題，比如性騷擾，還有粉塵、噪音、視力傷害、身體的傷害，高溫、站立工作等等。 性騷擾是諸多職業安全問題中的重點。在我們調研結果顯示，上班期間發生的騷擾有38.1%，下班後佔44%。以珠寶廠為例，因為車間生產的產品貴重，員工出入車間需要過安檢門，身上有金屬物就會警報。 在應對性騷擾上，女工面臨著兩大困難。第一在於認知。性騷擾的概念在很多人心中都不明晰。 我們在做調研的時候，第一題問有沒有遭遇性騷擾，大家選的是沒有，但涉及後面的選項，比如有沒有吹口哨，被盯著胸部和屁股看，收到黃色笑話，很多人都選擇了「有」。 第二在於應對。 比如性別不平等的很多問題，在更廣泛的，包括城市女性群體中也是存在的，就像勞動力市場也不是性別盲目的，就業中的歧視，傳統性別的分工與角色，包括性騷擾的問題都是共存的。

如果受害者循民事訴訟索取賠償，即使民事舉證標準較低（即「相對可能性的衡量」而不是「毫無合理疑點」），某些性騷擾的本質就是滲透在日常的行徑，以至於很難收集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