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尋結果

【出版】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反家庭暴力法律法規和實務指南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平等權項目自2015年起持續關注家庭暴力議題，長期與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的律師、學者及實務工作者合作，探討法律制定、落實與司法救濟等核心問題。平等權項目自2016年起定期整理相關法規，並於 2024年1月首次發布《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反家庭暴力法律法規與實務指南》 ，為關注此議題的實務工作者與研究者提供檢索查閱之便。   2024年以來，兩岸四地在防治家庭暴力之立法與實務領域續有重要進展。為此，平等權項目舉辦反家暴法律與實踐工作坊，邀請兩岸四地律師分享最新經驗，並據以全面更新彙編內容，除增補新頒行之法規與指引外，亦修正舊版錯漏，力求呈現當前法律實務之完整面貌。   本次更新涵蓋多項標誌性立法與政策變動：內地方面，包括2024年12月九部門聯合發布《關於加強家庭暴力告誡制度貫徹實施的意見》，以及2025年6月修正、2026年1月施行之《治安管理處罰法》；台灣地區於2023年12月修訂《家庭暴力防治法》，並於2024年更新實施細則及各機關工作流程；香港特別行政區於2026年1月實施《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社會福利署更新多項程序指引；澳門特別行政區方面，社會工作局於2025年3月發布《處理懷疑家暴兒童個案程序指引》。本彙編旨在持續為實務工作者、研究者及關注家暴議題之人士提供準確、完整之法律參考資料。 目錄   中國內地編 1 一、法律法规 1 1. 宪法 1 2. 反家庭暴力法 1 3. 民法典之婚姻家庭编 4 4. 妇女权益保障法 5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6 6. 家庭教育促进法 8 7. 残疾人保障法 9 8.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9 9. 精神卫生法 9 10. 治安管理处罚法 10 11. 刑法 11 12. 刑事诉讼法 12 13. 法律援助法 13 14.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13 15. 婚姻登记条例 13 16. 地方法规列表 14 二、司法解释 14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 14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 15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15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17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18 三、规章、规范性文件与实务指南 18 1. 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 18 2. 幼儿园工作规程 18 3. 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 18 4. 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服务指引（试行） 18 5. 关于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 19 6. 关于加强家庭暴力告诫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全文） 21 7. 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全文） 24 8. 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全文） 26 9. 关于做好家庭暴力受害人庇护救助工作的指导意见 30 10.实务指南和其他参考（正文略） 32 台灣編 33 一、法律法規 33 1.家庭暴力防治法 33 2.家庭暴力防治法施行細則 44 3.跟蹤騷擾防制法 48 4.刑法相關條文 48 5.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49 7.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節選） 49 8.老人福利法 50 二、工作流程與實務指南 51 1.行政機關執行保護令及處理家庭暴力案件辦法 51 2.檢察機關辦理家庭暴力案件注意事項 53 3.法院辦理家庭暴力案件應行注意事項 55 4.其他相關實務流程和參考文件（正文略） 60 香港編 61 一、法例法規 61 1.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 （第189章） 61 2.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規則（第189A章） 68 3.强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第650章） 69 4.其他法例中的相關條文 74 二、政策文件與實務指南 76 1. 檢控涉及家庭暴力案件的政策 76 2. 法官的實務指示 82 3. 社會福利署的程序指引和實務指南 84 澳門編 85 一、法律法規 85 1.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法（第2/2016號法律） 85 2. 刑法典 93 二、實務指南 94 1.處理家庭暴力個案程序指引 94 2.處理懷疑家暴兒童個案程序指引（第一版） 95 下載《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反家庭暴力法律法規和實務指南》，請按以下鏈接:

作者：余佳賽 編者按： 2025年11月，中共中央組織部辦公廳與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聯合發佈《關於調整公務員錄用體檢有關項目檢查標準的通知》，明確： 「地中海貧血（輕型、攜帶者且血紅蛋白高於90g/L）合格； 未伴尿蛋白陽性或腎功能不全的多囊腎合格； 單純慢性淋巴細胞性甲狀腺炎（又稱為橋本甲狀腺炎）合格。」   此舉標誌著長期被排除在公務員錄用門檻之外的三類人群，正式獲得平等競爭的資格。   據流行病學研究估計，中國橋本甲狀腺炎患病率約為1%–2%（患者數約1400萬–2800萬）；常染色體顯性遺傳性多囊腎（ADPKD）患病率約為1/1000–1/400，患者逾130萬人；α-及β-地中海貧血基因攜帶率合計約為3%–10%（攜帶者約4000萬–1億人），在南方部分省份如廣西、廣東等地攜帶率更高達16%–25%。醫學研究顯示，上述疾病輕型患者或基因攜帶者絕大多數臨床症狀輕微或無症狀，經規範治療或無需治療即可維持正常工作能力。然而，體檢篩查制度長期將這些人群排除在公職門檻之外，制度性歧視影響了數千萬人的就業權利。 體檢標準的調整值得肯定，但挑戰依然存在：其一，新規在實踐中能否嚴格執行，仍需監督與問責機制保障；其二，除上述三類疾病外，其他慢性病患者仍面臨不合理限制；其三，就業歧視並不限於健康領域，性別、年齡、殘障等隱性門檻依然存在。 中國公務員體檢標準雖不屬於狹義的法律範疇，卻長期發揮制度示範效應。若缺乏更完善的反就業歧視立法與制度保障，類似問題仍可能反復出現。 從「乙肝歧視第一案」到橋本甲狀腺炎、多囊腎群體的維權行動，二十餘年來，體檢標準的演變見證了一條緩慢而曲折的改革路徑。 本報告完成於此次體檢標準調整之前，但其對橋本群體維權過程、制度博弈路徑及成功經驗的分析，仍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經作者授權，現予以發佈，以供社會各界參考借鑒。   報告摘要 (Abstract) 本報告深入探討了中國橋本甲狀腺炎群體面臨的就業歧視問題，系統剖析了由《公務員錄用體檢通用標準（試行）》引發的制度性壁壘及其對公民基本勞動權的侵害。通過法理分析、醫學共識梳理以及典型司法案例的研究，報告全面揭示了慢性病群體在求職與維權過程中的系統性困境，並為推動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論支撐。 核心要點： 1.           制度性歧視的形成與泛化： 醫學界公認橋本甲狀腺炎發展緩慢、無傳染性且絕大多數不影響患者正常工作與生活。然而，舊有公務員體檢標準對其採取的「一票否決」，不僅剝奪了該群體進入公職隊伍的資格，更作為一種「示範」向事業單位、國企及民營企業廣泛蔓延，造成了嚴重的系統性、社會性就業歧視。 2.           現有法律救濟途徑的失效： 報告指出，在現行法律框架內，求職者通過復檢、勞動爭議仲裁或行政訴訟進行維權的實效性極低。以典型的「梁祿暖訴廈門市中醫院平等就業權糾紛案」為例，司法審判往往受制於體檢標準這一部門規範性文件，遵循形式審查，導致求職者的維權訴求屢屢敗訴。 3.           體檢標準的違憲性與違法性探討： 結合多位法學專家的觀點，報告認為超出「評估正常履行職責能力」範疇的健康門檻，構成了法律禁止的顯性歧視，實質上是對《憲法》賦予公民的平等權、勞動權及職業選擇自由的剝奪。多數人構建的硬性標準，構成了對少數群體權利的侵害。 4.           改革路徑與未來展望： 梳理二十年來從消除「乙肝歧視」到近期三類慢性病體檢標準放寬的曲折歷程，報告強調，體檢標準應是最低履職門檻而非選拔淘汰工具。呼籲建立科學、動態的錄用體檢標準調整機制，並強化反就業歧視的法律與制度保障。 研究結論： 保障慢性病群體的平等就業權，不僅關乎少數群體與女性的合法權益，更事關社會公平與法治建設的大局。錄用體檢必須回歸「勝任力」的科學評估，破除一切不合理、滯後的隱性與顯性健康壁壘。   報告下載: #LGBT #消除歧視

1月20日，香港《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在刊憲18個月後正式生效。   該條例規定，社會福利、教育及醫療衛生三個專業界別的25類指明專業人員，如在工作過程中有合理理由懷疑兒童正遭受嚴重傷害，或正面臨遭受嚴重傷害的實際風險，必須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舉報。   任何指明專業人員違反條例，一經定罪，最高可處第5級罰款（50,000港元）及監禁三個月。   2018年發生的屯門五歲女童臨臨被虐殺案推動了該項立法。2021年4月，法庭就該案做出裁決。判詞中揭示了生父和繼母對臨臨長期的肢體及精神虐待。更讓人震驚的是，媒體報道臨臨的幼稚園老師曾發現她受傷，並拍照報告校方，但校方稱其未發現臨臨受傷故未通報。該案令公眾關注到虐待兒童個案舉報不足的情況，要求政府採取相關措施。   2021年7月，政府成立跨政策局工作小組，討論在香港建立強制舉報機制的可行性。同年10月，時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將立法強制通報虐童案件。   2023年6月2日，政府正式發布《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草案》，並於6月14日進入立法會首讀。在立法過程中，香港的NGO及相關專業人士廣泛表達了意見。2024年7月11日，立法會通過該法案；7月19日，該條例刊憲。   從刊憲到正式生效，香港用了18個月來準備法律的實施。   2025年1月20日，兒童事務委員會啟動「保護兒童運動」，面向不同目標群體開展宣傳、教育與培訓，並落實各項支援工作及服務。   2025年7月24日，政府正式推出《強制舉報者指南》。該指南參考了社會福利、教育和醫療衛生界別的三個專業顧問團成員提供的意見，以及相關政策局和部門的建議集體制定，核心內容涵蓋必須舉報的情形、舉報決策流程圖、輔助分析框架及個案情境示例，旨在協助強制舉報者掌握保護兒童的原則，並識別機制下必須舉報的個案。   該指南已於2026年1月再次更新。政府亦為不同界別召開網上說明會，提供網上保護兒童課程及相關資訊。   勞工及福利局發言人表示：「《條例》的生效為兒童編織全面而有效的保護網，標誌著香港在保護兒童工作方面的重要里程碑。」 來源／Resources： 政府新聞公報：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今日生效 政府新聞公報：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持保護兒童—《強制舉報者指南》啟動禮 電子版香港法例：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 法庭線： 強制舉報虐兒立法專題報道   網絡資源推薦： 保護兒童網上課程 該網站的「資源角」包含： 與保護兒童有關的法例 強制舉報者指南（2026年1月更新） 在舉報平台以書面提交資料的應用手冊（2026年1月） 相關專業人士參考資料 保護兒童免受虐待—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 保護兒童資料系統統計報告

2016年3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實施。 十年過去，這部法律從紙面走向實踐，經歷了怎樣的曲折？研究與實務之間，又有哪些值得關注的碰撞？   我們自2015年底開始關注這一議題，舉辦了一系列講座與研討。值此法實施十週年之際，我們從過往活動中精選出十場講座，整理精華內容，推薦給關注反家暴的朋友。這些講座來自學者的一線調研，也來自實務工作者的經驗沉澱，或許能幫助我們理解：反家暴法治的進步，究竟卡在哪裡，又將走向何方。   一、五週年回顧：法律實施的痛點在哪裡 2021年2月 | 反家暴法五週年：進展與反思   反家暴法實施五週年之際，我們邀請了公益律師、「反家暴小疫苗」志願小組成員、性別暴力研究者等一線實務工作者，共同討論這部法律在執行中的真實困境：告誡書使用率偏低、人身安全保護令申請門檻高、多部門聯動機制不暢。疫情期間，多元性別群體、殘障女性等更弱勢群體的家暴風險也被納入討論。   這場研討是一個起點——它不僅總結了五年的經驗，更提出了一個核心問題：法律條文與受害人保護之間，究竟有多遠？   二、學術研究：當學者走進離婚法庭 制度約束下的性別後果 2021年4月 | 離婚在中國：制度約束及性別後果   賀欣教授 |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   賀欣教授透過對中國離婚訴訟的實地考察，揭示了家暴在司法程序中的尷尬處境。他指出一個悖論：家暴的存在不僅不能幫助女性獲得公正判決，反而常常成為她們的負擔。   在調解結案的案件中，家暴事實往往被「遺忘」——法官為了促成調解，避免觸碰施暴者的敏感神經，選擇不再提及已認定的家暴情節。而在判決結案的案件中，家暴的認定標準又極為嚴苛，「輕傷不構成家庭暴力」的裁判邏輯讓大量暴力行為逃脫法律評價。更令人警醒的是，數據顯示當事人提出家暴指控不僅不能增加離婚機會，反而可能降低獲准離婚的可能性。   相關文章： 賀欣：司法為何淡化家庭暴力   法律文本與司法實踐的「脫鉤」 2022年5月 | 脫鈎：中國離婚法庭上的性別不公   Ethan Michelson教授 | 印第安納大學   Michelson教授基於近15萬份離婚判決書的大數據分析，提出了「脫鉤」（Decoupling）概念—— 法律文本與司法實踐之間的系統性分離 。 研究發現，儘管法律規定家暴是法定離婚事由，但「首判不離」的潛規則普遍存在，且缺乏法律依據。更值得關注的是性別差異：男性首次起訴離婚被准許的比例顯著高於女性，而當女性提出家暴指控時，這種性別差距進一步擴大。大數據無情地揭示： 法律規定的「應當保護」，在實踐中異化為「選擇性保護」 。   證據主義的司法邏輯 2022年6月 | 證據主義與法院對家庭暴力的裁判   吳貴亨教授 |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   吳貴亨教授通過對400多份涉家暴判決的深入分析，解釋了「證據主義」（Evidentialism）如何成為法院處理家暴案件的機制。他指出，中國法院採取了一種近乎苛刻的證據標準——不僅要求「證據確實充分」，更要求證據形式符合特定規範。 這種「證據主義」邏輯使得大量客觀存在的家暴行為因「證據不足」而被否定。更為深層的問題是，法官將家暴事實的認定視為純粹的「證據事實」而非「憲法事實」，忽視了國家保護公民人身安全的積極義務。這種司法哲學上的定位偏差，直接影響了裁判結果。   警察執法的態度迷思 2022年6月 | 警察對家暴干預執法的態度：反家暴法培訓成效如何？   林愷教授 | 加州州立大學薩克拉門托分校   林愷教授將視角轉向反家暴的前端——警察執法。通過對基層民警的實證調查，他探討了 《反家暴法》培訓如何影響警察的干預態度。   研究發現，儘管法律明確要求警察主動干預，但「家庭糾紛」的傳統認知仍在基層執法中根深蒂固。培訓改變了警察的認知，但從「態度轉變」到「行為轉變」之間，仍有漫長距離。警察是否願意將家暴視為「治安案件」而非「家庭瑣事」，是否願意花時間製作告誡書、協助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這些微觀決策最終構成了制度運行的真實圖景。   國家治理術中的婚姻與暴力 2022年11月 | 掙脫束縛的婚姻：當代中國的國家法、權力與不平等   李柯教授 | 紐約市立大學John Jay刑事司法學院   李柯教授分享了她的新著，其中第二部分以家暴受害者韓冬琳的經歷為窗口，將家暴問題置於更宏大的國家治理脈絡中考察。她運用大量檔案材料，編織了兩個歷史敘事：新中國建立後，國家如何以司法手段代替行政手段處理婚姻家庭糾紛；當代中國如何通過調整對民間糾紛的干預來實現社會治理。   這一研究提醒我們： 家暴問題從來不只是「法律問題」，更是國家治理邏輯、性別權力結構、社會文化觀念交織的複雜場域 。     三、實務深耕：一線工作者的經驗沉澱 制度運行的全景梳理 2022年5月｜ 婦女法修訂與反家暴法實施 呂孝權律師｜北京市千千律師事務所   呂孝權律師系統梳理了反家暴法實施六年來的制度建設。他的分享覆蓋了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地方配套制度的創新，以及告誡書、強制報告、庇護所、人身安全保護令等關鍵措施的運行實況。他也指出制度落實的突出問題：責任部門實施措施出台乏力，多部門合作缺乏全環節打通，強制報告缺乏可操作性規定和監督問責機制，涉家暴案件審理中的證據標準、保護令簽發等關鍵問題仍待回應，導致司法實踐難以產生實質性進展。   強制報告的破冰實踐 2022年5月｜ 家庭暴力強制報告制度的司法實踐 萬薇律師｜湖南省律師協會婚姻家庭專業委員會   萬薇律師分享了強制報告制度在湖南省的執行狀況。自2015年執業以來，她介入了100多起家暴案件，見證了這一制度從紙面走向實踐的全過程——既有學校、醫療機構發現線索後及時報告的成功案例，也有報告主體認識模糊、擔心報復、部門銜接不暢的現實困境。   監護困境兒童的制度缺口 2025年10月｜ 監護困境兒童保護機制的挑戰與完善 李嚴律師｜深圳市福田區維德法律服務中心   李嚴律師將視角延伸至家暴的隱性受害者——監護困境兒童。她結合基層未成年人保護中心的真實案例，剖析了現行機制的運行現狀：程序主導機關不明確、干預機制薄弱、制度落地難。通過不同地區的制度比較，她提出了完善兒童保護制度的具體建議。   從一條熱線到一部法律 2025年11月｜ 中國內地反家庭暴力，從一條熱線開始 王行娟女士｜北京紅楓婦女心理諮詢服務中心   王行娟老師回顧了紅楓中心三十餘年的工作：1992年開通全國首條婦女熱線，首次發現家暴受害者群體；1995年北京世界婦女大會打破社會沉默；此後二十餘年通過研究、社區干預、政策倡導，為2016年反家暴法的出台貢獻力量。如今，紅楓依然堅守熱線服務，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持續助力弱勢婦女。   這場講座回到源頭： 反家暴法治的進步，始於無數一線工作者的堅持 。     四、港台經驗：反家暴的另一種路徑 2025年6月，我們邀請兩位港台律師分享兩地制度發展，為內地實踐提供參照。   台灣家庭暴力防治的法律體系及最新修正｜黃顯凱律師 台灣《家庭暴力防治法》自1998年頒布以來歷經七次修正，2023年最新修法涵蓋性影像、受害人隱私權、同性配偶及未同居親密關係伴侶等領域，使保護令措施更加周全，並強化防止再犯機制。   香港家庭暴力防治的法律演變與展望｜林滿馨律師 香港自1986年制定《家庭暴力條例》，2008年重大修訂後保護範圍擴大至前配偶／同居者，禁制令有效期延長，可附逮捕授權書並要求施虐者參加強制輔導。2026年1月生效的《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將進一步影響家暴防治格局。   相關講座回放將與《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反家庭暴力法律法規與實務指南》一同於本月發布。   五、資料更新：四地法規匯編本月推出 2024年初，我們曾發佈 《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反家庭暴力法律法規與實務指南》 。本月，我們將推出更新版，根據最新法規修訂和實務發展進行更新，涵蓋內地、香港、澳門、台灣四地反家暴法律制度與實務指南。   十年，是節點，不是終點。反家暴法治仍在路上，需要研究者的持續觀察，也需要實務工作者的經驗積累。我們期待這些講座回放與資料匯編，能為關注這一議題的朋友提供參考。

【編者按】 本文是「平等權在亞洲」欄目的衍生文章。本篇關注香港近期在生殖科技政策上的變化——取消供自用的配子和胚胎的法定儲存期限——並探討兩岸四地在單身女性凍卵政策上的異同。 香港：取消凍卵儲存期限，生育自主權邁出重要一步 2025年12月1日，《2025年人類生殖科技（牌照）（修訂）規例》正式生效，取消了《人類生殖科技（牌照）規例》（第561A章）下供自用的配子和胚胎的法定儲存期限，讓市民可根據自身健康及其他情況，自主決定儲存時間，被視為更好體現生育自主權的重要舉措。   在原《規例》下，供自用的配子或胚胎一般最多可儲存10年；對於因醫療原因可能導致不育的病人，胚胎儲存期限為10年，配子儲存期限則為10年或至年滿55歲（以較長者為準）。   為配合修訂，香港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同時修改了《生殖科技及胚胎研究實務守則》，要求儲存滿五年的個人需接受額外輔導服務方可延長儲存；輔導須說明醫療風險及高齡妊娠風險，並設一年的寬限期，即相關人士在修訂的《實務守則》生效後一年內，或首次延長儲存前（以較遲者為準），完成輔導服務和續期程序即可。   《人類生殖科技（牌照）規例》（第561A章）是《人類生殖科技條例》（第561章）的附屬法例。根據《人類生殖科技條例》第15(5)條，一般「不得向並非屬婚姻雙方的人士提供生殖科技程序」，但該要求不適用於第2(1)條中生殖科技程序的定義中(c)段的程序，即「取得配子」（卵子和精子）。這意味著單身女性在香港可以合法進行凍卵。   來源／Resources： 電子版香港法例： 《人類生殖科技條例》 電子版香港法例： 《人類生殖科技（牌照）規例》 香港政府新聞公報： 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修訂《生殖科技及胚胎研究實務守則》 台灣：修法在即，可能開放單身女性使用人工生殖技術 台灣最近也在熱議《人工生殖法》的修訂。2026年1月8日，立法院衛環、司法法制委員會聯席審查人工生殖法草案。因部分草案包含代理孕母專章，對於該議題是否併案審查在程序上出現激烈討論。隨後進行條文宣讀與審查，截至會議結束，僅討論了法案名稱和第一條條文，後續將擇期再審。   這部2007年出台的法律將人工生殖的使用者限定為夫妻，第2條將「人工生殖」定義為「利用生殖醫學之協助，以非性交之人工方法達到受孕生育目的之技術」，並無專門規定基於自用提取和儲存配子的情形，對單身女性凍卵並無禁止性條款。   實踐中，單身女性可以在台灣凍卵，但解凍使用須在婚姻關係內，並需配偶同意。各縣市的凍卵補助政策不盡相同，通常要求醫療性凍卵或設定補助名額限制。   關於這部法律的修訂，討論已持續多年。本次立法院審議包含政院版在內的20個修法草案。行政院於2025年12月11日通過修正草案，擬將未婚及同性伴侶女性納入適用對象，平等保障其家庭生活權，並完善人工生殖子女的法律地位。此舉被視為生育政策的重要轉折點，但仍需立法院完成審議。   多家民間團體共同呼籲，代理孕母議題應與開放單身女性、女同志配偶使用人工生殖技術脫鉤，優先保障女性生育自主權。   來源／Resources： 法規資料庫： 《人工生殖法》 行政院新聞： 尊重女性生育自主權 政院通過「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 THE NEWS LENS： 《人工生殖法》今排審查 CAN： 人工生殖法修法 民團指代孕爭議高應脫鉤處理 台灣凍卵協會： 凍卵補助資訊分享 台北生殖中心： 一次看懂人工生殖法現況與可行選擇 澳門：2023年訂立專法，明確允許單身女性保存卵子 相比之下，澳門的法律在單身女性保存卵子方面的規定更為明確。   2023年8月，澳門頒布第14/2023號法律《醫學輔助生殖技術》，填補了「未有專門法律對醫學輔助生殖技術作出監管」的立法空白。該法第二條的適用範圍列舉了輔助生殖技術，其中第（六）項為：「其他處理配子或胚胎的等同或補充性實驗室技術，包括保存配子及胚胎」。   該法第八條明確規定：「因合理擔憂未來不育而收集配子者，可根據衛生主管部門制定的技術指引予以保存」，但同時要求「保存的配子僅在符合第六條及第七條條件時方可使用」。而這些條件包括「須為夫妻或具有事實婚關係的雙方」。   此外，該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對於第八條所指情形，不適用最長保存期限制。即法律對保存配子未設定保存期限，可參考衛生局的技術指引處理。   來源／Resources： 澳門法務局公報： 《醫學輔助生殖技術》 正報： 醫學輔助生殖技術法新文本允單身者保存配子 中國內地：部門規範限制單身女性使用輔助生殖技術 中國內地的限制主要源自作為《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配套文件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範》。該《技術規範》明確規定：「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規定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   《管理辦法》及《技術規範》由原衛生部在2001年發布（2003年修訂相關技術規範、基本標準和倫理原則），並非法律或行政法規。相比之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和《婦女權益保障法》法律位階更高，且並未禁止單身女性生育，而是強調「公民有生育的權利」「婦女依法享有生育子女的權利」。   部分地方已經探索突破。例如，《吉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第二十九條明確規定：「達到法定婚齡決定不再結婚並無子女的婦女，可以採取合法的醫學輔助生育技術手段生育一個子女」。   司法實踐中，2019年無錫市梁溪區人民法院在判決中寫道：「醫院不得基於部門規章的行政管理規定，對抗當事人基於法律所享有的正當生育權利。」然而，對於醫療機構而言，《管理辦法》和《技術規範》是他們必須遵循的行政文件，因此拒絕為單身女性凍卵仍是普遍做法。   「單身凍卵第一案」——徐棗棗訴北京婦產醫院案，正是這一制度下的典型案例。2018年12月，徐棗棗提出凍卵服務訴求，被醫院以《技術規範》為由拒絕。她隨後以「侵犯一般人格權」為由提起訴訟，認為該行為涉嫌性別歧視，侵犯了其法律保障的平等權與生育權；她要求醫院為其提供凍卵服務。   2022年7月，一審法院判其敗訴，法院認為，以延遲生育為目的提出的凍卵服務要求，並不符合部門規章和技術規範的規定。2024年8月，二審維持原判。但二審判決書中指出：   「隨著我國生育政策的進一步調整，相關醫療衛生法律、法規、規章、診療規範、醫學倫理規範也可能發生相應變化，待條件具備後，與相關醫療機構可另行解決相應爭議。」   來源／Resources： 衛健委網站： 《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 衛健委網站： 《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範》附件 無錫市梁溪區人民法院醫療服務合同糾紛（2019）蘇0213民初10672號判決書 中國慈善家： 「單身凍卵第一案」終審敗訴！但判決書留了一道口子…… 結語：區域差異與未來展望 從四地政策來看，香港和澳門在法律上允許單身女性保存卵子，香港更在儲存期限上全面放寬；台灣現行制度允許單身女性凍卵但使用受限，修法有望擴大適用對象；中國內地在國家層面仍有部門規章限制，但地方試點已顯露突破口。   近幾年，衛健委多次關注輔助生殖技術的適用範圍，全國兩會亦不斷有代表呼籲開放單身女性凍卵。從吉林的地方立法到湖南衛健委對「存用分離」建議的回應，再到司法判決中流露的改革空間，這些都為未來的制度調整埋下伏筆。   在人口結構變化與女性權利意識增長的雙重背景下，如何回應社會對生育自主權的呼聲，成為兩岸四地下一步政策討論的關鍵。

[類別] 學術論文 [作者] 黃溢智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 [出處] 反歧視評論 Anti-discrimination Law Review 2025 第12輯 2025年 [摘要] 《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將確保所有人享有平等訴諸司法的機會作為其中一個具體目標,與多部國際人權公約中所聲明的權利保持一致。本文以“平等訴諸司法”為切入點,從產生背景、內容框架和監測機制等三方面對《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和國際人權公約兩個機制進行比較。研究發現,在這兩個框架中,司法正義的含義存在差異:人權公約包含了司法程序各個階段的權利,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主要關注的是平等進入司法程序的機會。此外,兩者的監測方式也有所不同:人權公約專家委員會定期審查國家報告并提出建議,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則通過指標體系評估全球趨勢,但在用量化數據衡量司法正義方面面臨挑戰。最后,本文分析了運用可持續發展框架推動司法正義這一模式的不足和優勢,認為需要結合人權機制,協同兩者以促進弱勢群體的司法保護,實現所有人的司法正義。    論文 下載：

原文標題：The paradox of digital safety: Deepfakes, AI and gendered risk in South Korea 原文鏈接： https://lens.monash.edu/@politics-society/2025/11/19/1388026/the-paradox-of-digital-safety-deepfakes-ai-and-gendered-risk-in-south-korea?amp=1 原文發佈於2025年11月19日 作者：Sungshin (Luna) Bae 博士候選人（犯罪學專業），蒙納士大學性別與家庭暴力預防中心   本篇文章由作者Sungshin (Luna) Bae 授權翻譯發佈。她於2025年 12 月 10 日 通過線上講座分享韓國在應對技術助長型暴力（Technology-facilitated Abuse）方面的法律、政策與機制革新。 12月10日講座 |「N號房」之後：韓國應對技術助長型暴力的法律、政策與機制革新   以下為全文翻譯：   數字安全的悖論：韓國的深度偽造、人工智能與性別化風險   深度偽造技術（Deepfake Technology）正在重塑同意權、隱私權與安全權的邊界。2025年9月，聯邦法院判處一名男子支付34.35萬澳元罰金及訴訟費用，因其發佈多名澳大利亞知名女性的深度偽造圖像——這是澳大利亞《網絡安全法》實施後的首起重大案件。   這是法律應對AI輔助的影像類暴力的里程碑時刻。但在韓國，危機更為嚴峻。   美國網絡安全公司Security Hero的全球分析顯示，網絡上超過半數的深度偽造色情視頻涉及韓國女性，從流行偶像、演員到學生及未成年人皆在其中。   來自韓國的數據更令人不安。韓國女性人權研究所的數據顯示，2023年共有8983人因數字性暴力尋求幫助，較上年增長12.6%。近四分之三受害者為30歲以下女性，涉及深度偽造圖像的舉報量較去年翻倍。   該中心處理了約25萬起求助請求，其中多數是要求刪除圖像的訴求，這不僅揭示了暴力行為的規模之巨，更凸顯了數字安全日益緊迫的現狀。     脆弱的數字化社會   這些數據揭示了一個悖論：韓國在打擊數字性暴力方面領先全球，但其高度數字化的社會面對深度偽造等新型侵害行為卻尤為脆弱。   韓國常被視為數字創新的先行者。在這個全球最發達的網絡社會之一，連接人們的技術同時也催生了新風險，這尤其使女性更容易遭受數字控制與剝削。   2019年「N號房」案件——一個策劃針對未成年人性勒索的大規模加密聊天網絡——揭露了加密與匿名的數字設施如何助長並掩蓋性別暴力，使有組織的暴力在日常技術架構中肆意滋生。   韓國通信標準委員會（KCSC）在2024年中期的臨時停擺，暴露了制度缺失的代價。數月間逾1.2萬張非法的性影像（含深度偽造內容）因政治僵局而滯留未清。   國會數據顯示，2024年1月至7月間，KCSC審查了逾15800張深度偽造圖像——相關案件數量從2021年的1900起激增至2024年的23000余起。   系統崩潰後，首爾市政府啓動了基於人工智能的針對非法性影像的全天候檢測及清除系統。     監控與保護的平衡   然而，這些數字安全措施的擴展也揭示了監控與保護之間持續存在的張力，顯示韓國的高科技治理在為受影響者提供持續有效的保護方面依然面臨挑戰。   深度偽造技術不僅被陌生人利用。在親密和同儕關係中，這種技術正日益被武器化，用於分手或衝突後的勒索、控制和脅迫。   有關技術助長型暴力的研究表明，基於影像的侵害往往是更廣泛的家庭暴力和性脅迫的一部分。受害幸存者描述了對於曝光的持續恐懼——前伴侶隨時可能再次製作或傳播性影像的威脅——這模糊了數字安全與物理安全的界限。   早期的分析指出，若缺乏倫理與性別敏感的治理機制，人工智能恐將加劇社會不平等。一年後，該技術及其濫用手段均已更趨複雜，留下未解之問：（技術）進步與（安全）保護能否真正共存？   此次改革建立在早前的立法里程碑之上——韓國2024年頒布的法律不僅將深度偽造色情內容的製作傳播定為犯罪，更將持有和觀看行為納入刑責範疇，違法者最高可判處三年監禁。   2025年4月，政府成立了國家數字性犯罪應對中心，這個全天候運作的樞紐旨在協調全國17個省份的舉報、咨詢及內容刪除支持工作。該中心整合了基於人工智能的系統，可自動清除深度偽造內容及非法拍攝素材，並擴大了對Telegram等封閉平台的秘密調查範圍。   該舉措是韓國《第二期預防暴力侵害婦女基本計劃（2025-2029）》的重要組成部分，標誌著國家對數字性暴力採取更統一且更積極的應對策略。   這些改革與韓國新的《人工智能基本法》同步推進，該法案旨在促進安全創新。但批評者指出，該法律忽視了深度偽造等性別化傷害，從而凸顯了人工智能治理保護最易受傷害群體的必要性。     有限的國際合作   儘管取得進展，人工智能相關性別暴力領域的國際合作仍顯不足。深度偽造技術的濫用在各國表現各異，從親密伴侶脅迫勒索到大規模利用女性影像的犯罪行為。   然而多數應對措施仍處於孤立狀態，受制於各國法律框架及對隱私、性和同意的文化態度。   蒙納士大學的澳大利亞-韓國合作項目「應對技術助長的性別暴力：人工智能與數字安全」從三個維度探討人工智能與性別暴力的交集： •人工智能作為檢測與監控的工具； •人工智能作為治理對象，受《人工智能基本法》等法規及平台治理框架等塑造； •人工智能作為新型傷害的來源，尤其是 AI 生成的影像類暴力，使脅迫性控制、群體性騷擾以及技術放大的社會懲罰成為可能。   這些視角共同揭示人工智能兼具保護與危害的雙重屬性，並探討如何通過倫理與政策應對確保其服務於最易受傷害的群體。     數字安全與性別平等密不可分   韓國近期的改革，標誌著全球關於人工智能與性別暴力討論的轉折點。儘管沒有任何體系是完美的，但該國將先進技術與強化受害者保護相結合的雙軌應對策略，體現了一個日益明確的認識：數字安全與性別平等密不可分。   當各國政府競相擁抱人工智能創新之際，韓國的經驗提供重要啓示——進步的衡量標準不僅是速度與效率，更在於它保障了誰的安全。   「消除性別暴力16日行動」（11月25日至12月10日）恰逢其時地提醒我們：技術既能賦權也能帶來傷害。深度偽造的濫用揭示了權力與不平等如何通過新型數字工具被重新編寫，也說明為何問責機制必須融入創新的每個環節。   在人工智能時代，真正的安全不僅需要法律與算法——還需要一種倫理承諾：讓技術的設計旨在保護，而非傷害。     關於作者 Sungshin (Luna) Bae 博士候選人，犯罪學專業，蒙納士大學性別與家庭暴力預防中心。 她擁有美國康涅狄格大學法律碩士學位及韓國梨花女子大學女性學碩士學位。攻讀博士學位前，她曾任職於韓國最高檢察廳，擔任性別平等政策專家，期間制定了應對性別暴力及技術助長型暴力的專項舉措，並為首爾市政府性別平等政策工作提供支持。憑借其國際學術與政策背景，她獲得蒙納士研究生獎學金支持其博士研究。她擅長連接研究、政策與實踐，致力於推動基於實證的策略，加強在多元環境中對性別暴力及技術助長型暴力的應對能力。     文中引用資料的相關鏈接 1.      澳大利亞深度偽造案件判決： https://www.esafety.gov.au/newsroom/media-releases/court-orders-343500-penalty-for-posting-deepfakes-of-australian-women? 2.      Security Hero的全球分析： https://www.securityhero.io/state-of-deepfakes/#appendix 3.      韓國女性人權研究所數據： https://www.stop.or.kr/streamdocs/view/sd;streamdocsId=CfdTJI4koJu7hZNB8Ja1tldSUI4HZ2uL4qhrQT2aCus 4.      韓國打擊數字性暴力： https://www.eai.or.kr/eng/project/project_01_view.php?no=10229&project=108&utm_source= 5.      韓國的數字創新： https://www.oecd.org/en/publications/digital-government-review-of-korea_9defc197-en.html 6.      「N號房」案件： https://www.hrw.org/news/2024/08/29/south-koreas-digital-sex-crime-deepfake-crisis? 7.      2024年中韓國通信標準委員會（KCSC）的臨時停擺： https://biz.chosun.com/en/en-it/2025/10/23/FDL66CK2OJEYPE2MCBOROWVRE4 8.      深度偽造性犯罪激增： https://m-en.yna.co.kr/view/AEN20250908001300320?section=national/national 9.      首爾政府的AI檢測系統： https://english.seoul.go.kr/seoul-becomes-first-in-korea-to-use-ai-to-detect-and-report-online-sexual-exploitation-videos-in-just-six-minutes/ 10.   影像性暴力 ： https://www.esafety.gov.au/key-topics/image-based-abuse 11.   有關技術助長型暴力的研究：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full/10.1177/08862605251368834 12.   Luna之前的文章： https://theconversation.com/ai-is-fuelling-a-deepfake-porn-crisis-in-south-korea-whats-behind-it-and-how-can-it-be-fixed-238217 13.   韓國2024年頒布的法律：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south-korea-threatens-deepfake-porn-viewers-three-years-prison-fine-2024-9 14.   國家數字性犯罪應對中心： https://www.korea.net/NewsFocus/policies/view?articleId=270565 15.   韓國人工智能基本法： https://www.msit.go.kr/eng/bbs/view.do?sCode=eng&mId=4&mPid=2&pageIndex=&bbsSeqNo=42&nttSeqNo=1071&searchOpt=ALL&searchTxt= 16.   澳大利亞與韓國的合作項目： https://www.monash.edu/arts/gender-and-family-violence/research-and-projects/responding-to-technology-facilitated-gender-based-violence/_nocache 17.   消除性別暴力16日行動：  https://www.unwomen.org/en/get-involved/16-days-of-activism

平等時刻 Equality Moment 📅從紀念日到事件週年，分享平等權的關鍵時刻，及其相關的行動與研究。 11月20日，是世界兒童日（World Children's Day）。這是由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為兒童發起、由兒童參與的全球行動日，也是《兒童權利公約》通過的紀念日。   世界兒童日 1946年12月11日，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正式成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最初是為幫助受戰爭影響的兒童，後來逐步擴展到兒童健康、教育、保護等各方面。1954年，聯合國大會在UNICEF的倡議下，建議所有國家設立「世界兒童節」（Universal Children's Day）。   1959年11月2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兒童權利宣言》。1989年11月2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兒童權利公約》。基於此，聯合國將每年的11月20日定為「世界兒童日」（World Children's Day），旨在提高全球對兒童權利的認識並改善兒童的福祉。這是一個全球聚焦兒童權利的日子，呼籲各國保護兒童免受歧視、暴力、剝削，讓他們在安全、健康的環境中成長。   在世界兒童日，全球會舉辦多樣化的活動——從「兒童接管」活動到全球地標點亮藍色，都是為了提升兒童的呼聲和關切。2025年世界兒童日的主題是「我的節日，我的權利」（"my day, my rights"）。UNICEF呼籲全球積極傾聽兒童心聲，去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況，以及他們的權利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被實現、缺失或努力爭取的，從而促進兒童參與權。應賦予兒童表達對理想生活願景的權利，而傾聽並支持他們的願景，是全體社會的共同責任。   國際兒童權利框架 §  《兒童權利宣言》（1959）：提出兒童享有受保護、教育、醫療、住房和營養的權利，是後續國際法的基礎。 §  《兒童權利公約》（1989）：歷史上批准最廣泛的人權條約，明確兒童是有權利的個體而非被動接受照顧的對象。 §  兒童權利委員會：由18位獨立專家組成，監督各國履行公約義務。 §  聯合國特別機制：包括針對買賣和性虐待兒童的特別報告員、暴力侵害兒童問題秘書長特別代表、兒童與武裝衝突問題秘書長特別代表等，致力於全球範圍保護兒童。   世界兒童狀況 《世界兒童狀況》是UNICEF出版的年度報告，它密切關注影響兒童的關鍵問題。每期都會探討一個影響兒童的關鍵問題。這些問題包括殘疾兒童、衝突和戰爭、童工、城市化、兒童早期發展等，使其成為對影響兒童的全球趨勢最全面的分析。 2025年世界兒童狀況報告的題目是《終結兒童貧困：我們的共同使命》。 核心數據 ： 每日有4.12億兒童在極端經濟貧困中醒來，每日生存開支不足3美元。在中低收入國家，超過五分之一的兒童在至少兩個關乎健康、發展與福祉的關鍵領域遭受嚴重剝奪。 報告重點： 過多的兒童生活在貧困中，缺乏經濟資源與教育、衛生等基本需求。但兒童貧困並非必然。各國已證明，當將兒童福祉列為優先事項時，改變便可能發生。當前我們需要的是：承諾落實經證實有效的策略，在多重危機交織時勇於創新，並始終如一地聚焦於每名兒童的權利。   我們的活動 在今年國際女童日（10月11日）到來之际，平等權項目發起了「兒童權利與法律」系列講座。首講聚焦：當兒童權利遭到監護人侵犯，法律應該如何保護？ 長期從事兒童保護工作的資深律師李嚴以基層未成年人保護中心的視角，結合真實案例剖析現行機制的運行現狀，並通過不同地區制度比較提出完善兒童保護制度的建議。 講座的視頻和文字回放 https://equalityrights.hku.hk/post/lecture-20251009   11月20日下午平等權項目和 黄乾亨 中國法中心一起在港大法律學院舉辦了 講座 ： 從「基因聯繫」到「生育合意」的轉向——中國親子關係認定司法實踐的新趨勢 講者高明月律師結合具體的案例探討了在基因聯繫逐漸弱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在多元群體家庭中貫徹實施《民法典》所確立的「兒童最佳利益原則」。   未來我們將繼續舉辦相關活動，敬請關注！

平等權年度論壇   平等時刻 Equality Moment 📅從紀念日到事件週年，分享平等權的關鍵時刻，及其相關的行動與研究。   今天，我們由名字出發，看見被忽略的暴力。 📅  11月25日 11月25日是聯合國設立的  國際消除對婦女的暴力日 。該紀念日由聯合國大會於1999年通過第54/134號決議確立，旨在呼籲全球採取行動，消除針對婦女的一切形式暴力。   日期源於紀念多明尼加共和國的  米拉巴爾姐妹 ——她們因反抗獨裁政權，於1960年11月25日被暗殺，成為全球爭取女性權利的象徵。   叫錯名字的紀念日 在中國內地，這一天更常被稱為  「反家庭暴力日」  或  「國際反家暴日」 。雖然近年已逐漸使用「國際消除對婦女的暴力日」的正式稱呼，但公眾與傳媒的焦點多仍集中在家庭暴力議題。   正如榮維毅老師在其文章 国际消除对妇女的暴力日的前世与后续——写在“国际消除对妇女的暴力日” 中 所指出：   「國際社會對家庭暴力的關注，是在保障婦女人權及反對性別歧視的框架下展開的。若只聚焦於反家暴，而忽視婦女人權被侵害、性別歧視普遍存在等根本問題，那麼家暴亦無法真正消除。」   她呼籲應堅持使用「國際消除對婦女的暴力日」的正稱，因為： 反家暴只是反性別暴力的一部分， 而各種性別暴力有共同根源與治理策略，應在強調婦女人權及反對性別歧視上作更多基礎工作，而非僅「就家暴說家暴」。 16日行動 聯合國婦女署每年會發起  「16日行動」 （16 Days of Activism Against Gender-Based Violence），由 11月25日 持續至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號召各國透過立法、教育及社會動員消除性別暴力。   今年的主題是： 「為所有婦女和女童：團結起來消除數字暴力」 (UNiTE to End Digital Violence against All Women and Girls)   目標包括： 提升公眾對「數字安全是實現性別平等核心要素」的認知 推動法律改革 投資解決方案 在數字空間中讓女性的聲音被聽見   甚麼是數字暴力 以下內容來自 聯合國婦女署文章 介紹 數字工具日益被用於追蹤、騷擾及傷害婦女與女童，常見形式包括： 非自願散播私密影像（「色情報復」或裸照外洩） 網絡欺凌、引戰、網上威脅 網上騷擾與性騷擾 深度偽造（AI生成或篡改私密影像、音視頻） 社交平台上的仇恨言論與虛假資訊 「起底」／「開盒」（非自願公開私人資料） 網絡追蹤與監視 網上誘騙與性剝削 假冒身份 厭女型網絡社群   這些暴力不僅存在於網上世界，亦可能引發現實中的脅迫、身體傷害，甚至針對性別身份的殺害（女性殺害，femicide）。   研究顯示，女性遭受數字暴力的比例遠高於男性，尤其是那些在公眾或網絡空間中具可見度的人——如女性行動者、記者、政治人物、人權捍衛者及年輕女性。面對多重交叉歧視（如種族、殘障、性別認同或性取向歧視）的女性，所受影響更為嚴重。 難以命名的新型暴力 數字暴力是一種與科技密切相關的性別暴力，但不同地區與領域使用的術語並不一致。 在香港地區，常用的是  「影像性暴力」 （Image-Based Sexual Violence） 在台灣地區，常用的是  「數位性暴力」 （Digital/Online Sexual Violence） 我們可能更常使用的是網絡性暴力，但有人認為  digital/online  未能涵蓋由網上延伸至線下的暴力 聯合國婦女署的許多文件都使用了下面這個術語：“Technology-facilitated Gender-Based Violence” （TFGBV，技術助長型性別暴力） 任何透過資訊通訊科技或其他數字工具  實施、協助、加劇或擴大  的行為，且該行為已造成或可能造成身體、性、心理、社會、政治或經濟層面的傷害，或侵犯其他權利與自由，都屬於技術助長型性別暴力。 最近，我們邀請韓國講者  Sungshin（Luna）Bae  分享「N號房事件」之後韓國對此類暴力問題的應對。最初的講座介紹中，Luna使用的是「數字性暴力」（Digital Sexual Violence），但最近她決定更換這個術語的使用。 Luna指出，在韓國，「數字性暴力」通常僅指涉性影像相關罪行，範圍過於狹窄；而她的研究還包括  N號房案件、監視、脅迫、平台控制、依賴性剝削與結構性壓迫  等，因此更適合使用  技術助長型暴力 （Technology-facilitated Abuse, TFA）這一國際通用的概念框架。 她認為，術語的多樣性反映了不同文化及政策環境下的差異。她將在講座中分享選擇這一術語（Technology-facilitated Abuse）的原因。 📅  12月10日 ，讓我們期待她在講座中的深入分享。 12月10日講座 |「N號房」之後：韓國應對技術助長型暴力的法律、政策與機制革新 關於節日或是暴力的命名並不容易。 如果名稱過於狹窄，我們可能看不到全貌；過於專業，又可能難以傳播。   名字有力量，但暴力不應因語言而被隱形。  # 點亮橙色 #別為網絡暴力找藉口 注：原文發布於2025年11月25日，鏈接： https://mp.weixin.qq.com/s/jTrEdX8mmc0kz96EaHSDXA

平等權年度論壇   為紀念北京世界婦女大會召開三十週年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頒布十週年，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於2025年11月29日至30日舉辦平等權論壇，年度主題為：「以法律消除性別暴力：回顧、創新與未來方向」。   論壇匯聚中國內地及港澳台地區二十餘位專家學者與實務工作者，共同聚焦法律應對性別暴力的進展與挑戰，並圍繞三大分議題展開深入探討： 分論壇A以「以法律消除性別暴力的十年回顧與反思」為題，系統回顧內地《反家庭暴力法》實施成效，聚焦不同法律機制的運行情況、不同群體的保護難點與多地社會組織的實踐經驗； 分論壇B聚焦「技術助長型性別暴力的法律應對」，分享國際與地區層面應對新型性別暴力的實踐，關注受害人的司法權益保障與援助機制； 分論壇C圍繞「北京+30與性別暴力防治的未來」，立足《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實施三十年的背景，探討如何將國際標準轉化為在地實踐，並展望未來十年發展方向。   年度主旨演講   我們榮幸邀請到中國內地首家民間婦女機構的創始人、北京紅楓婦女心理咨詢服務中心名譽理事長王行娟老師發表主旨演講。王老師生於1930年代，自1949年起長期從事新聞工作。1988年離休後，她全身心投入民間婦女研究與賦能事業，創辦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婦女研究所（後更名為北京紅楓婦女心理咨詢服務中心），長期關注社會轉型期婦女面臨的現實問題，始終堅持研究與實踐相結合，為推動婦女權利不懈耕耘三十餘載。   王老師在演講中，深情回顧了紅楓中心推動中國反家庭暴力事業的歷程。1992年，紅楓開通全國首條婦女熱線，首次發現並服務隱蔽的家暴受害者群體，並隨後開展了中國首個家庭暴力專項調查報告。1995年北京世界婦女大會期間，紅楓主辦非政府組織論壇，借助這一國際契機，打破社會對家庭暴力話題的沈默，引入社會性別理論作為服務核心框架。此後，紅楓通過持續研究、創立「半邊天家園」社區干預模式、提供多元服務，並歷經二十餘年不懈推動立法進程，為201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貢獻了重要力量。如今，紅楓依然秉持公益初心，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堅守熱線服務，持續助力弱勢婦女的心理健康與權益保障。   儘管以線上形式發言，王老師真摯而富有力量的話語與飽滿而充滿信念的熱情，深深感染了每一位與會者。九十六歲高齡的她依然精神矍鑠，以紅楓三十七年開拓進取的歷程為主線，串聯起中國性別暴力防治史上的多個關鍵節點，激勵了來自不同年代、不同地區的同行者。   王老師的主旨演講與「回顧、創新與未來」的論壇主題高度呼應：她的親身經歷是對過去三十年中國反家暴歷程的生動回顧；紅楓中心的實踐展現了在服務與倡導中的持續創新；而她與團隊至今的堅守，則為我們指明瞭面向未來的勇氣與方向。這段演講為論壇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不僅是後續討論的重要起點，也成為鼓舞整場論壇的精神源泉。   我們希望通過分享王老師的演講視頻與文字記錄，傳遞她數十年來對公益事業的執著、對婦女賦權的熱忱，以及在艱難中依然開拓前行的探索精神。   以下為王行娟老師主旨演講的視頻與文字實錄。 演講視頻 回放 (YouTube)： 演講視頻 回放 (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XbBpBLEQQ/   演講文稿   中國內地反家庭暴力，從一條婦女熱線開始   一、家暴受害者，曾是隱蔽的群體   近兩年，有兩家自媒體寫過兩篇報道，一篇介紹中國第一條婦女熱線，稱「一條紅楓熱線，半部中國反家暴史」；另一篇的標題是「從一條熱線到一部法律，她們反家暴的半生」。她們講述的是紅楓婦女熱線，最早發現並服務家庭暴力受害者這個隱蔽的群體，花了20 多年的時間，促成《反家庭暴力法》出台的故事。   回顧一下90 年代初期，社會是怎樣看待家庭暴力的？   1991年1月，中國政府向聯合國提出承辦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的申請，1992年3月聯合國確認中國的承辦權，由此中國進入了籌辦世婦會的進程。全國婦聯作為非政府論壇組織委員會，開始瞭解什麼是婦女非政府組織，怎樣在政府會議召開的同時，組織世界性婦女非政府論壇。全國人大特別起草了中國第一部《婦女權益保障法》。   隨著世婦會的籌辦，家庭暴力這個外來語在中國流傳。長期以來，中國社會對發生在家庭內的暴力，稱為「夫妻打架」，「夫妻床頭打架床尾和」，不僅沒有對錯，而且是男人「齊家」的一種必要手段，「女人三天不打，上房掀屋揭瓦」；父母對子女的暴力，是「棍棒底下出孝子」，是教育子女的正當手段。公權力對這種現象是不介入的，「清官難斷家務事」，除非出現被殺害或重傷害的事件，檢察機關才會介入。對於中國社會是否存在家庭暴力現象，婦女界的高層是一再否認的，認為中國只有個別婦女遭受迫害，不存在家庭暴力的社會問題。   成立於1988年的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婦女研究所是中國第一家民間婦女組織，1996年改名為北京紅楓婦女心理咨詢服務中心。她成立的宗旨是搭建一個婦女自我教育的平台，為改革開放後出現的弱勢婦女群體，改變她們存在的依附、軟弱、自卑的弱者心理，喚起婦女主體意識的覺醒，幫助她們樹立自立自強的新思維，重新在社會上找到主體的位置。   婦女所在1992年9月2日開通中國第一條婦女熱線，用專業化的心理咨詢技術，進入婦女的內心世界，攪動她們原來的舊觀念，挖掘她們的內在潛力，提高她們的自信心，促進她們心理的成長。   在熱線開通之前，我訪問過美國，參觀過家庭暴力庇護所，認識到婦女遭受家庭暴力是世界性問題。婦女熱線開通不久，就接到受暴婦女的電話，瞭解到我們社會存在家庭暴力。同年10月1日，我國第一部《婦女權益保障法》公佈施行。我閱讀後發現這部法律沒有涉及反家庭暴力問題，於是給起草這部法律的小組組長、中國政法大學巫昌貞教授打了電話，告訴她我們接到過家庭暴力電話，《婦女權益保障法》沒有涉及這個問題。巫教授承認說，我們的確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只能等到修訂時增加了。   我們同樣通過婦女熱線，陸續發現了處在隱蔽狀態的受性騷擾婦女、貧困單親母親和賣淫少女群體。   熱線開通第一年，共接到36個家暴電話。我們看到，大多是婦女挨丈夫打，挨打的婦女大多是知識女性，於是寫出第一篇家庭暴力報道：「揭開知識家庭溫情的面紗。」   我們想知道，在北京，家庭暴力的狀況是怎樣的？1994年，在北京的城市和農村，分別進行了30個受暴婦女個案訪談，瞭解受虐婦女的真實情況，據此寫出了「北京市的婦女為什麼挨打？」調查報告。調查範圍雖然有限，但它是中國第一份關於家庭暴力的調查報告，揭示了婦女遭受的暴力，主要來自丈夫，不僅有軀體暴力、精神暴力、經濟控制，還有性暴力。當時，家庭暴力是個敏感話題，志願者孫曉梅到農村訪談時就遇到阻力，當地婦聯幹部質問：為什麼要調查家庭暴力？是為了與國際接軌？   二、世婦會為反家庭暴力敞開了大門   反家庭暴力的禁區是隨著世婦會的召開打破的。   世婦會在北京舉辦，是中國婦女的頭等大事，我們積極參與到這個活動中。我們獲得聯合國經社理事會的確認，與全國婦聯等單位一起，成為中國第一批婦女非政府組織，獲得觀察員的身份，列席政府會議，有權向大會提出建議。中國非政府論壇組委會也批准我們舉辦非政府論壇，這是我國主辦的60多個非政府論壇中，唯一由草根組織主辦的論壇。   我們的論壇名為「婦女群體與社會救助」，主要討論在熱線中發現的婦女弱勢群體如何進行社會救助，其中包括家暴受害者、性騷擾受害者、貧困單親母親和賣淫少女的社會救助問題。我們是中國組織的非政府論壇中，唯一涉及家庭暴力的論壇。就在世婦會快要召開的時刻，突然被告知，論壇不許涉及家庭暴力和賣淫問題。組委會的領導在一次工作會上不點名地批評說，有的論壇專門抹黑我們的社會，討論什麼家庭暴力等問題。這個「帽子」足夠大，讓我們心驚膽戰！更為擔心的是，如果論壇刪去反家暴這個主題，會大大削弱為弱勢婦女發聲的意義。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辦。   幸好不久出現了轉機。1995年8月7日，國務院發佈了《中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綱要》中提到禁止家庭暴力。這意味著我國政府公開表態社會存在家庭暴力，也是第一次將禁止家庭暴力作為法律語言加以確定。《綱要》的公佈，打破了家庭暴力的禁區。非政府論壇組委會改變了態度，不僅同意我們談家庭暴力，而且決定要專門組織一個反家庭暴力的論壇，請我們去指導。賣淫問題仍然不行。   我們的論壇舉行時，氣氛特別熱烈，很多國外的朋友參與了討論，就如何制定法律，幫扶弱勢婦女群體，提了很好的建議。新華社為論壇發了通稿：「給弱女子一份愛心」。賣淫問題只做了書面發言。   隨著世婦會通過《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反對對婦女的一切暴力成為了12個重點關注領域，中國社會反家庭暴力的大門由此打開。群體性的反家庭暴力活動在婦女界以及社會各界中展開，聲勢越來越大。有的地方政府在當地婦聯的推動下，率先制定地方性的反家暴法律或法規，形成一個自下而上推動國家立法的浪潮。     三、世婦會送來了社會性別理論   對紅楓來說，世婦會最大的收穫是送來了社會性別理論，這是我們多年尋尋覓覓，才找到開啓女性心扉，喚起女性主體意識的鑰匙。   婦女熱線在1992年開通時，是以羅傑斯人本主義咨詢理論作指導思想。它倡導以人為中心，對來話者無條件積極關注、理解與共情。運用這個咨詢理論收到好的效果，很多來話者是哭著打來電話，笑著掛上電話的。但是也有來話者不滿意，主要是一些看似婦女日常生活中的家庭糾紛，如家庭暴力，主流社會的認識是夫妻打架，沒有對錯，實際上反映了家庭關係性別的壓迫和控制。咨詢員若遵循社會公認的「家庭為本」、「家和萬事興」原則咨詢，就等同於贊成或默認了主流社會的價值觀，維護和踐行以男權為中心所制定的社會規範和行為準則，無法對家暴受害者給於理解和支持。特別是在咨詢中忽視了社會環境的因素，把家庭暴力看做是個人內心的問題，做出責備受害者的錯誤判斷，更讓受害者受到二次傷害，繼續忍受痛苦和壓迫。這樣的咨詢是不能為婦女服務的。   當時我們接觸不到女性主義咨詢理論，又是第一家運用心理咨詢技術對婦女進行心理救援，怎樣接聽家庭暴力電話，沒有經驗可循。我不得已創造了一個新詞「婦女意識」，要求咨詢員處理有關婦女權益的電話，特別是家庭暴力電話，要有婦女意識，要站在婦女的立場上，為婦女撐腰，啓發她們的自覺，幫助她們走出困境。1994年從香港學到了「婦女為本」，又倡導志願者要有「婦女為本「觀念。直到世婦會，我們才找到了社會性別理論，找到了幫助弱勢婦女擺脫傳統舊觀念，樹立主體意識的理論和方法。   社會性別理論給了我們全新的視角，幫助人們解決一個長期困擾的問題，這就是女人是怎樣成為受壓迫者的？不是由於生理的原因，而是社會制度和為這個制度服務的社會文化造成的。用這個理論可以幫助咨詢員認清女性受壓迫的根源，抓准了靶目標，從根本上撬動當事人的傳統觀念。於是我們將婦女熱線的理論基礎修改為：社會性別+人本主義。對咨詢員進行社會性別理論培訓，從而使熱線咨詢更好地為婦女服務。時至今日，社會性別理論已成為紅楓中心服務的理論基礎，它像一根紅線貫穿在所有為婦女服務的項目中。     四、研究家暴問題  創新服務模式   世婦會為我們打開了世界的大門，在與國外婦女非政府組織的交流中，學到了很多有用的經驗。在反家暴方面，我們是在兩條戰線上作戰。   第一條戰線是以熱線作為基地，研究受暴婦女的狀況和需要，開展對受暴婦女的綜合性服務。 從1992年開始，我們就收集熱線中家庭暴力的案例和數據，加以研究。至今以熱線電話為主開展大型的研究課題有13項，舉辦過多個家庭暴力專題論壇和研討會，1998年出版了第一本家庭暴力書籍《圍城內的暴力——毆妻》，獲得了陳雪梅優秀圖書獎。2017年編寫了《家庭暴力熱線咨詢手冊》。   研究的範圍是全方位的，包括家庭暴力的現狀、形式、特點和成因，受暴婦女的行為模式和心理特徵。涉及受暴婦女為什麼不離開？是什麼阻礙她們的選擇？受暴婦女的需要是什麼？我們特別研究了性暴力對婦女的嚴重傷害，揭示了很多女性殺人犯罪的主因，是無法忍受性的摧殘。我們研究過庇護所問題，為什麼大陸的庇護所門前冷落？我們研究了施暴者，他們為什麼施暴？施暴者的人格特徵，對施暴者進行矯治教育的心理學基礎。我們研究了婦女熱線在婦女權益的保護和家庭暴力個案的司法干預問題，創建了「受暴婦女幫助模型」。我們進行過家庭暴力趨向性研究：「反對家庭暴力，中國還能走多遠？——一個婦女NGO的視角」。   我們在研究的基礎上，對來話的受暴婦女開展綜合性的服務。根據受暴婦女不同的狀況和需求，提供個性化服務，服務內容包括電話咨詢、面詢、團體輔導、多機構協作、危機干預等方面。2004年開通了反家暴專線。   我們最有創意的一項活動，就是創建了半邊天家園模型。這是在1998年，我們注意到很多婦女在電話中抱怨，過去家庭出現問題，單位都管，現在不肯管，社區也不管，投訴無門。我們研究這種現象，發現這是由於社會轉型出現的社會新問題。過去是單位辦社會，家庭出現問題都找單位解決。改革開放後，單位職能轉變，原來承擔的社會服務職能轉移到社會，主要是居民生活的社區，形成單位人向社區人的轉變。另外，一些單位的關停並轉，很多人失去了單位，成為社區人。從農村流入的流動人口，是社區的新成員，她們家庭出現問題，只能找社區解決。但是 ，社區的支持系統沒有承擔起這個責任，家庭有事找不到人管的現象就發生了。我們認識到，弱勢婦女聚集在社區，家庭問題也集中在社區，要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必須進入社區，強化社區的干預系統。在德國波爾基金會的支持下，紅楓成立了「家庭問題社區干預」課題，收集400個這方面的熱線個案進行研究，研究成果以《在社區，誰管家庭問題？》為書題正式出版。   在研究基礎上，我們設計了家庭問題社區干預模型，模型定名為半邊天家園。2001年到2003年，與天津市婦聯合作，在河北區鴻順里街道進行實驗，2004到2005年，又在5個社區進行推廣。 這個模型，集合了紅楓多年積累的成功經驗，是模型創新的主要元素。它以家庭暴力為切入點；以婦女為本為理論基礎；以社會性別觀念作為整合社區關係的准則；以社區為基點，在社區建立一個獨立運作載體；以專業化的婦女社會工作模式開展工作；引入志願者制度；將心理咨詢與法律服務進入社區，開通半邊天家園熱線。在這個基礎上，將社區內有關的政府支持系統、社區的社會支持系統和個人的支持系統，三方面的支持系統整合起來，建立社區新的支持系統。社區支持系統的作用得以強化，以婦女為本為原則，及時、公正處理家庭問題。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家庭暴力的發生率顯著下降，很多家庭問題不出社區就得到解決。變化最大的是婦聯組織，改變了原來機關化、行政化的工作作風，眼睛開始朝下，關注弱勢婦女人群的需求，婦聯工作出現革新的氣象。2005年出版的《在社區中賦權婦女》，記錄了半邊天家園成功的經驗。   這個原本為反家庭暴力建立的婦女社會工作模型，被天津市政府作為構建和諧社會的新支點，在2007年召開推介大會，要求用5年時間，在天津全市3000多個城鄉社區，實現全覆蓋。全國婦聯把半邊天家園確認為全國婦聯最優秀的品牌。在2010年，全國婦聯發文以婦女之家的名義，在全國婦聯繫統中推廣，認為婦女之家是基層婦女群眾工作的前沿陣地，是新時期婦聯組織形態的創新，是聯繫、凝聚服務基層婦女最好的抓手。     五、為反家庭暴力立法，奮鬥了20多年   紅楓第二條戰線是推動反家庭暴力立法，用法律確立婦女的人格尊嚴、人身安全不受侵犯。   從1992年發現第一部《婦女權益保障法》中沒有反對家庭暴力的條文起，我們就萌生了要為反家暴立法的想法。95 世界婦女大會召開時，我們利用獲得咨商資格、可以向大會提出建議的機會，提交了第一份意見：「對弱勢婦女群體進行社會救助」，其中包括家暴受害者。   我們最初的工作是倡導在《婚姻法》和《婦女權益保障法》中，增加反家暴和反性騷擾的條文。2000年全國人大決定修訂《婚姻法》，我們通過全國政協委員，向全國政協提交提案，建議在《新婚姻法》中增加反對家庭暴力和性騷擾的內容。2004年我們遞交了制止家庭暴力的提案。2005年全國人大決定修訂《婦女權益保障法》，我們又通過全國政協委員提出將反對家庭暴力和性騷擾，寫進新法律中的提案。我被邀請出席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召開的《婦女法》修訂聽證會，直接反映受暴婦女的聲音。我是到會者中唯一一個非法律出身的參會者。   2010年後，全國婦聯大力推動制定反家庭暴力法，紅楓積極參與行動，先後遞交過三份關於防治家庭暴力立法的意見。其中，在2014年底，國務院起草了《防治家庭暴力法（草案）》，公開徵求社會各界意見。我與法律志願者王凱戎奮戰了幾個日夜，寫出了上萬字的立法意見書，對這部法律逐條提出意見和建議，發送到國務院。   2016年《防治家庭暴力法》終於正式施行。我們從1992年就盼望反家庭暴力立法的願望，終於得以實現，喜悅的心情是無法形容的。為反家暴法出台，我與同時代的很多女性，竭盡了二十多年的精力。自媒體「從一條熱線到一部法律 她們反家暴的半生」的作者，採訪了5位為此奮戰的女性，平均年齡70 歲，有的人從中年步入老年，稱她們用半生反家庭暴力，並不為過。   事實上，紅楓不僅關注家庭暴力的立法，也關注其他弱勢人群的法律保障。紅楓先後給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和領導機構提交過22項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建議，涉及到性騷擾受害者、貧困單親家庭、女職工就業平等、流動家庭教育、女童性侵害、失獨家庭等的權益保障問題。2009年，紅楓還向全國人大提交過一部「工作場所防止性騷擾法（草案）」，這是紅楓與浙江省和廣東省的兩家研究組織合作，在三地進行工作場所性騷擾狀況調查研究基礎上，起草的法律草案，由北京法律專家共同參與修訂完成。   反家庭暴力法出台只是行動的第一步，還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在2016年，我們又向全國政協提交了「出台反家暴法司法解釋的建議」。   家庭暴力還在發生，反家庭暴力法還需完善，紅楓仍然行動在反家庭暴力的進程中。     六、希望在未來   紅楓是一家民間婦女組織，一切經費要自籌。紅楓的很多研究項目和服務項目是在沒有項目經費的支持下進行的。每一步都走得很艱難。   1992年熱線剛開通時，心理咨詢在社會上是一片荒蕪，沒有多少人知道什麼是心理咨詢，全國僅有兩家大學設立了心理學系。我們把從國外引進的心理咨詢平民化，普及化、本土化，開通婦女熱線，為弱勢婦女服務，是非常具有創新性、前瞻性的行為。30多年後的今天，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是全國患抑鬱症的人口達到9500萬，其中一半是學生，另一半的三分之二是女性；另一方面是一個龐大的心理咨詢市場已經形成， 年收入達到600多億，但是這個市場被資本裹挾，主要為付得起費的人群服務，處在弱勢境地的婦女人群得不到應有的心理救援。   在公益界，婦女的項目很難得到支持。心理咨詢方面的項目、家庭暴力的項目更是無法在招標清單中找到。婦女熱線包括反家暴專線，已經3年沒有申請到項目經費，是紅楓的工作人員和熱線的志願者，以頑強的毅力和用生命影響生命的紅楓精神，堅守在崗位上， 讓婦女熱線和反家暴熱線繼續開通。   可喜的是，國家已經重視婦女心理健康問題。在剛公佈的十五個五年規劃中，有兩處提到婦女，第一處是堅持男女平等國策，保障婦女合法權益；第二處是加強婦女兒童健康服務，並提出要健全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和危機干預機制。我完全相信，對弱勢婦女的公益性心理咨詢服務，在今後五年，會有較大的發展，婦女熱線也會在提高婦女的心理健康水平上，發揮出更大的作用。   感謝王行娟老師和紅楓中心提供完整講稿和發言內容總結。 WeChat: 港大法律平等权论坛聚焦性别暴力防治  王行娟发表主旨演讲 WeChat: 中国内地反家庭暴力，从一条妇女热线开始

兒童權利與法律系列講座 Children’s Rights and Law Lecture Series   監護困境兒童保護機制的挑戰與完善——來自基層未保中心的觀察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in Protecting Children in Guardianship Difficulties: A Grassroots Perspective from a Child Protection Center 講座簡介： 監護困境兒童，是指因家庭監護缺失或不當而遭受虐待、遺棄、意外傷害等，導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脅或侵害的未成年人。自2015年《關於依法處理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若干問題的意見》實施，中國內地在法律和實踐層面探索專門處理機制，並在2021年《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中明確政府、群團組織及村（居）委會的責任。然而，實踐中仍面臨程序主導機關不明確、干預機制薄弱、制度落地難等問題。本講座中，長期從事兒童保護工作的資深律師李嚴，以基層未成年人保護中心的視角，結合真實案例剖析現行機制的運行現狀，並通過不同地區制度比較提出完善兒童保護制度的建議。   講者： 李嚴 律師 深圳市福田區維德法律服務中心與福田區未成年人保護服務中心執行主任，深圳市律師協會教育與未成年人保護專業委員會主任，深圳市民政局未成年人保護專家庫及福田區基本公共服務標準化專家庫成員，「兒童守望者」民間法律援助項目發起人。   講座時間： 2025年10月9 日(週四) 19:00-20:40 (香港時間)   背景介紹：未成年人救助保護機構發展歷程   我是深圳市福田區維德法律服務中心的執行主任。我們是一家公益法律服務組織，從2013年成立到現在，有近3000名志願律師通過我們的平台提供了約10萬小時的公益服務。   基於這個背景，政府邀請我們參與運營兩個未保中心：先是2021年運營福田區未成年人保護服務中心，然後在2024年又接手了福田區未成年人救助保護中心。這兩個中心不太一樣，稍後會講到。正因為同時運營這兩個中心，我們得以從基層視角深入觀察監護困境兒童的保護工作。   可能有些朋友不太清楚「未保中心」是什麼。它全稱是「未成年人救助保護中心」，歷史不長，大概20年左右。它最初是在2006年左右，為應對當時全國高達100萬到150萬的流浪乞討兒童問題而設立的。到2011年「十一五」規劃結束時，全國90%以上的地級市都有了流浪兒童救助中心。   2013年後，流浪兒童數量大幅減少。恰逢那時發生了幾起引起社會關注的監護侵害極端案件，比如2014年的「徐州案」——父親性侵女兒多年。這類案件理論上可以啓動撤銷監護人資格程序，但當時一例都沒有，因為孩子撤銷監護權後無處可去。   於是在2014年底，兩高兩部出台了《關於依法處理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監護侵害意見》），並在2015年元旦實施。這份文件至今都非常重要，它明確規定民政部門必須設立未成年人救助保護機構，為受害兒童提供臨時庇護。「徐州案」也成了該文件出台後，全國第一例撤銷監護人資格的案子。   從此，「流浪兒童救助中心」逐漸轉型為「未成年人救助保護中心」。它的任務從前十年的服務流浪乞討兒童，轉向主要服務困境兒童。2016年國務院出台了兩份重要意見，關注農村留守兒童和城市困境兒童。2019年又將兩者合併出台了《關於進一步健全農村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關愛服務體系的意見》，進一步明確了長期監護由兒童福利院承擔，臨時監護職責則由未保中心承擔。   2021年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以下簡稱《未保法》）確立了三級服務體系：區一級、街道一級、社區一級。區的未保救助中心是區一級服務體系的樞紐，負責臨時監護、監護評估、個案會商，並指導街道和社區的工作。   而我們運營的「福田區未保服務中心」又比較特殊，它不屬於民政這個傳統體系，而是深圳先行先試的實驗項目，直接按照《未保法》的功能設計，在「依法治區委員會」的框架下運作，旨在發揮黨委的統籌協調作用。去年，我們把民政體系下的那個救助保護中心也接手運營了。所以我們現在在福田很獨特，同時運營著兩個中心，福田區的未保重點疑難案例我們基本上都參與了處理。   什麼是監護困境兒童，他們的保護個案有什麼特點？   依據2016年國務院《關於加強困境兒童保障工作的意見》，監護困境兒童是指因家庭監護缺失或監護不當，遭受虐待、遺棄、意外傷害、不法侵害等，導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脅或侵害的兒童。這個定義本身有不夠清晰明確的地方，我們後面會談到。   我先講一個典型案例，大家就明白了。女孩小雲，從小被抱養，跟著養父生活，小學五年級就輟學了。14歲時，她被養父家的一個親戚猥褻。她向養父求助，養父不但不理，還責罵她。後來，一位疼愛她的遠房阿姨幫她報了警。   案件進入刑事程序後，檢察機關轉介到我們未保中心。我們為她提供了這些幫助：申請法律援助、申請司法救助金、提供臨時生活照料等等。因為案發後養父離家不管她了，我們還啓動了撤銷其養父監護人資格的民事案件。   最終，性侵者被判6年徒刑，小雲獲得8萬元司法救助金，養父的監護權被撤銷，法院指定那位阿姨成為她的新監護人。她們回到了阿姨家鄉生活，小雲每月還能拿到1000多元的生活補貼，開始了新生活。   從這個案子可以看到，小雲就是因為家庭監護不當而遭受不法侵害的典型。她的個案其實分兩條線：一是司法保護，打擊犯罪的刑事案件；二是監護困境兒童保護個案。後者關注的核心是，當家庭監護失靈時，如何啓動國家親權，為她提供國家監護，確保她能安全成長到成年。這類案子需要法律、社工、心理三方協同，而不是單純的刑事代理。     監護困境兒童保護機制現狀   那麼，國家目前為監護困境兒童提供了哪些保護機制呢？主要有三類，但都還不完善。   第一類是未成年人司法救助機制。 依據是2018年最高檢的《關於全面加強未成年人國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見》。在辦案中發現的困境兒童，如果遭受了性侵、監護侵害等身體傷害，或者沒有監護人、監護人沒能力等，檢察機關可以依申請或依職權提供心理治療、安置、臨時照料、指定監護人等救助。發放救助金由刑事申訴部門管，但救助方案的執行是未檢部門負責。小雲的案子就是從這條渠道進來的。我們在福田的很多個案都來自檢察院轉介。   第二類是監護侵害處理機制。 這就是兩高兩部2014年底出台的《監護侵害意見》。它規定了監護侵害行為，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以下簡稱監護人）性侵害、出賣、遺棄、虐待、暴力傷害未成年人，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實施違法犯罪行為，脅迫、誘騙、利用未成年人乞討，以及不履行監護職責嚴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等行為。它的處理流程分五步：   1、舉報收案：公安機關收到舉報後立即出警制止不法行為，同時進行收案評估——是否符合公安機關的刑事立案標準或治安處罰行政立案標準。 2、調查處置：立案後，公安機關針對監護侵害事實展開調查，追究監護人的刑事責任或行政責任；情節特別輕微的給予批評教育並通報村（居）委員會。 3、緊急安置與臨時監護：公安機關在出警過程中，如果發現未成年人身體受到嚴重傷害、面臨嚴重人身安全威脅或者處於無人照料等危險狀態的，應當將其帶離護送至其他監護人或未成年人救助保護機構，予以臨時緊急庇護和短期生活照料。 4、結案會商：對於已立案的案件（含緊急安置與臨時監護案件），未成年人救助機構將會同公安機關、未成年人所在村（居）委會、學校、親屬等召開會議，綜合各種因素共同決定未成年人的最終安置問題。 5、最終安置：同時滿足「危險狀態不復存在」且「監護人可以正確履職」的條件，未成年人可以回歸家庭。否則未成年人救助機構針對符合第三十五條的情形向人民法院提起撤銷監護人資格的申請。   這個《監護侵害意見》在當年是開創性的，但現在看來有不足。最大的問題是，如果案子卡在中間——危險沒完全解除，監護人又沒到被撤銷資格的程度——該怎麼辦？沒有規定。而且，大多數案子最終理想狀態是回歸家庭，但中間地帶的干預是空白。   而且在實踐中，我們通常無法啓動這個流程。我舉幾個我們遇到的實際案例： *   案例1（小帥，11歲）： 從兩三歲起遭父親家暴，用繩子勒脖子，用鋼管、鍋鏟打，經常被迫在外流浪，住商場、停車場。但因為每次傷情不重，報警後警察多是訓斥了事。 *   案例2（小非，9歲）： 經常被媽媽剝光衣服推出家門，或反鎖在陽台，強迫在小區裸跑。在學校出現喝馬桶水、用小刀割手等怪異行為。這是典型的精神虐待，但對照《監護侵害意見》的定義，找不到明確適用的條款。 *   案例3（明仔，15歲）： 與父親搶手機時頭部著地，顱骨斷裂，醫生建議住院，父親以沒醫保為由拒絕。這是嚴重的疏忽照顧，但同樣難以啓動程序。 *   案例4： 父親是外賣騎手，母親吵架離家，留下2歲9個月和4個月大的兩個孩子獨自在家，無人照料，環境惡劣。   大家看，這四個案例，如果放在兒童保護體系健全的國家地區，都足以觸發緊急安置等監護干預措施了。但在我們這裡，卻都難以啓動《監護侵害意見》的立案程序。第一個案子確實有暴力傷害，但警察會認為傷並不是很重，達不到刑事立案或治安處罰法立案的標準。第二個案子孩子的身上並沒有傷，他就是被迫裸跑，但這是精神虐待行為，而且孩子已經有應激反應了，心理已經出現異常了，但它是不是在監護侵害的定義裡頭？我好像沒有哪一個是可以適用得了的。第三個案子，孩子應該送去醫院，但是沒有。但這種情況在監護侵害定義里應該放在哪個類別？可能兜底這個，「不履行監護職責嚴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但是通常這種兜底的條款你在實際上想引用還是蠻難的。第四個是疏忽照顧的情形，法律里規定非常模糊，對於未有實際傷害但存在風險這個是很少觸及的，或者即使有比較原則性的規定，但真正要適用起來是有困難的。   第三類是監護干預機制。 核心法律依據是2021年《未保法》第九十二條，規定了七種可採取臨時監護的情形。這七種又分三類： 1.  監護人暫時不明（如流浪乞討、下落不明）。 2.  監護人有但因客觀原因（如被隔離、服刑）或主觀原因（拒絕、怠於履行職責）不能履職。 3.  監護人教唆孩子犯罪，或孩子遭受監護人嚴重傷害、面臨人身安全威脅，需要被緊急帶離。   這裡的關鍵問題是：誰來認定孩子屬於需要臨時監護的情形？法律法規層面沒有明確規定。深圳出台了《臨時監護工作規範》，但在最終稿里，民政部門的「認定」職責被模糊化了，只說需要公安或街道出具的文件。   這裡特別要講一下緊急安置，也就是把孩子從危險環境里帶離這個關鍵動作。相關的規定在《監護侵害意見》、《反家庭暴力法》和《未保法》里都有，但措辭不一，有的要求「身體受到嚴重傷害」，有的沒提「身體」，有的沒提「嚴重」。公安機關在實際操作中，主要依據《監護侵害意見》，而它對於精神虐待和疏忽照顧的規定很不明確。   這就導致在實踐中，緊急安置的啓動極其困難。問題在於： 1.  啓動主體單一： 只有公安能啓動。 2.  權責不合理： 公安既是申請方、決定方，又是執行方。 3.  專業能力不足： 尤其在非少年警務的情況下，公安缺乏兒童風險評估的專業能力。它可能只看當次出警的皮肉傷，但沒有檔案和跟蹤，不知道這是第8次家暴，可能第9次就會出人命。   現存問題的剖析   通過上面的案例和機制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當前體系存在幾個核心問題：   第一，定義和標準不統一，而且與國際不接軌。 我們現在的定義，比如「監護缺失」、「監護不當」、「監護侵害」，都是從監護人的失職狀態出發的。大家看屏幕，這是童小軍教授梳理的，各種「監護不當」、「監護能力不足」等類型有56種之多。但如果我們看香港、台灣地區，或者國際通行的標準，他們是從兒童遭受的傷害行為來定義的，主要分四大類：身體虐待、精神虐待、性虐待和疏忽照顧。   比如台灣的指南里，對「精神虐待」的定義就包括辱罵、恐嚇、威脅、漠不關心等，導致兒童在發育上受到明顯傷害。像我們案例里被逼裸跑的小非，就符合這個定義。   我們的話語體系是「監護本位」，關注家庭責任和監護人是否失職；他們是「權利本位」，核心是兒童權利不可侵犯，不管你是誰。這沒有絕對的對錯，是由不同文化和發展階段決定的。但他們的定義更清晰，更容易讓基層兒童工作人員去識別和操作。   第二，主導單位不明確，「九龍治水」，沒有總管。 我們來看看這三個渠道： 1.  檢察院主導的司法救助，前提是得有刑事案件。 2.  公安主導的監護侵害案件，前提是得能刑事或行政立案。 3.  監護干預則更複雜：監護缺失的，民政可以管；監護侵害需要緊急帶離的，又得等公安；撤銷監護權，很多單位都能申請，但那往往是嚴重案件的最後手段；人身保護令和強制家庭教育指導，也通常需要先有司法案件。   問題就在於，沒有一個部門被賦予足夠的權力，去統籌處理那些未能進入到司法程序，但又確實需要幫助的兒童保護個案。《未保法》說由民政牽頭協調，但現在最新修訂又改成了「政府負責婦女兒童工作的機構」。兒童保護類個案如何處理？由誰處理？處理決定？如何執行？由誰執行？至今沒有定論。   第三，辦案流程不順暢，關鍵環節卡住了。 我們對比一下香港、台灣等地的成熟流程：強制報告 → 兒童保護機構受理 → 調查評估 → （必要時）緊急安置 → 後續干預。整個過程，兒童保護機構是核心，擁有行政權力，警方負責刑事案件的處置，在兒童保護案件流程中是協助角色。緊急安置通常由法院下令，權責分明。   反觀我們，最大的卡點就是「緊急安置」。啓動主體只有公安，它沒有評估兒童監護風險的專業能力，又擔著重大的責任，自然不願輕易啓動。而「臨時監護的認定」這個環節，法律規定不清，流程常常就在這裡斷掉了。   第四，配套措施非常不健全。 1.  監護監督評估機制缺失：我們既然把介入重點放在監護人是否失職上，就必須有能力去動態評估和監督監護人的監護能力，但這個機制很不完善。 2.  親職教育力度不足：改變一個家長根深蒂固的教育觀念，上一兩次課根本沒用。需要長期、專業的投入。 3.  臨時監護形式單一：孩子只能進未保中心，那是機構，不是家。缺乏寄養家庭等更人性化的選擇。 4.  資金和專業人員投入不足： 這是根本問題。到2024年底，全國2846個縣級區劃，只有633個未保機構，覆蓋率不到23%。我們雖然有幾十萬兒童主任，但90%以上是兼職，專業性不足，也通常沒有工作補貼。   對監護困境兒童保護機制的完善建議   參考境外的經驗，很多好的做法我們是可以直接借鑒的。比如： *   緊急安置 ：可以改為由法院主導審查並下發「安置令」，或者像台灣一樣，授權給政府的社工員，在緊急情況下有權先安置孩子，72小時內再申請法院裁定。 *   利用現有工具 ： 也可以考慮拓展「人身安全保護令」的適用範圍，讓它不僅能令加害人離家，也能在極端情況下讓孩子暫時離開危險家庭。   具體來說，我的建議是： 1.  立法與定義接軌： 迫切需要在法律層面明確身體虐待、精神虐待、性虐待和疏忽照顧的定義，讓基層未保工作者有法可依。 2.  明確主責部門：必須確立一個強有力的主導機構，賦予其統籌協調、調查評估的權力。 3.  標準化流程： 制定全國統一、標準化的個案處理流程和評估工具。 4.  引入司法審查： 將緊急安置等重大干預措施納入司法審查範圍，確保程序公正。 5.  健全配套： 建立監護監督評估制度、發展多元臨時監護模式、加大對親職教育和基層隊伍的資金與專業投入。   最後，觀念和投入是根本。 我們常聽到「孩子是父母的私有財產」、「打罵是家務事」，甚至「我們小時候都是這麼被打過來的」這種觀念。必須通過宣傳，改變這種社會共識。   同時，要算清一筆大賬：現在兒童數量在減少，如果前期不對他們進行投入，等到問題爆發（比如未成年人犯罪率上升），未來社會將付出更大的代價。我們國家有強大的基層服務網絡和組織能力，這是巨大優勢。只要在資金和專業人力上加大投入，把現有的網絡和人員用好、賦能好，中國的兒童保護工作完全可以做得比很多國家都好。   結語：過去十年的進步與未來十年的展望   過去十年：  最大的進步是把服務體系搭建起來了。從無到有，建立了未保中心、設置了兒童主任，服務網絡一直延伸到社區。雖然還有很多不足，但骨架已經搭好了。 未來十年：  我充滿信心。兒童事業現在是「藍海」，政府高度重視，人口結構變化也是推動力。我相信，只要按照國家既定的發展路線圖，持續加大投入，尤其是在福利和保護領域（過去更多投入在健康和教育），同時全社會形成保護兒童的共識，十年後我們一定會做得非常好。   影片回放 (YouTube)： 影片回放 (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tqfBfECF 01:43 背景介紹：未成年人救助保護機構發展歷程  11:33  什麼是監護困境兒童，他們的保護個案有什麼特點？  17:19 監護困境兒童保護機制現狀  42:11  現存問題的剖析  1:06:51  對監護困境兒童保護機制的完善建議

【出版】香港法律制度簡介 粵港澳大灣區的法律制度融合備受理論和實務屆的關注。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平權在線在2023年接待和協助了來自大灣區的律師，促進內地與香港律師交流和討論與婦女兒童權利密切相關的家事法律問題。鑑於大灣區乃至內地各省市律師了解香港法律制度以利跨境法律實務的需求，平權在線推出《香港法律制度簡介》，以饗讀者。 目錄   第1章：香港的法律制度 ... 2 第2章：香港法律的來源 ... 3 1.     《基本法》... 3 2.     條文法... 3 3.     普通法... 3 4.     衡平法... 4 5.     國際法... 5 第3章：司法機構 ... 6 1.     各級法院... 6 2.     訴訟過程... 6 a.      語言... 6 b.      民事訴訟... 6 c.      刑事訴訟... 8 3.     法律專業... 10 4.     司法覆核... 11 a.      違憲審查... 11 b.      行政覆核... 12 第4章：行政機構 ... 13 1.     律政司... 13 2.     法律援助... 13 a.      法律援助服務... 13 b.      當值律師服務... 14 第5章：立法機構.. . 15 1.     立法會議員產生方法... 15 2.     立法過程... 16 第6章：其他機構 ... 17 1.     平等機會委員會... 17 2.     法律改革委員會... 19 第7章：法庭旁聽注意事項     20 下載《香港法律制度簡介》，請按以下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