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fter the Nth Room: South Korea’s Legal,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Technology-facilitated Abuse 編者注： 2020年，韓國"N號房"事件震驚全球。在公眾的強烈憤慨與女性主義運動的推動下，韓國展開了高強度的法律與政策革新，被認為是全球建立數字性犯罪應對系統最快的國家之一。2025年12月10日，我們邀請Sungshin Bae 女士通過線上講座分享了韓國應對技術助長型暴力的法律、政策與機制革新（After the Nth Room: South Korea's Legal,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Technology-facilitated Abuse），為面臨類似挑戰的司法轄區提供有關有效立法、平台問責以及幸存者為中心之應對策略的借鑒。 經講者同意，我們現發佈本次講座的視頻。需要說明的是，本次講座中講者使用的語言為韓語，同步提供韓語到普通話的翻譯，因此演講節奏較普通講座略慢。講座視頻僅有韓語原聲，無同聲傳譯音軌；視頻網站可自動生成翻譯字幕，但我們發現字幕在大量專業術語處存在明顯錯譯。即便現場同聲傳譯亦因術語密度而時有偏差，後期生成的字幕更是錯誤頗多。為此，我們結合講者的演示文稿與相關文章，對字幕進行了逐句校對與學術化整理，形成完整的中文稿。經講者最終審核後，現與講座視頻一併發布。 【關於 "Technology-Facilitated Abuse" 的翻譯探討與概念定名】 在講座的前期宣傳文案中，我們將核心概念 Technology-Facilitated Abuse (TFA) 譯為了"技術助長型暴力"。主要是考慮到：在中國內地的法律語境中，"虐待"一詞常被鎖定在《刑法》第260條"虐待罪"的狹窄界定中（限於家庭成員之間經常且情節惡劣的肉體或精神摧殘），而"暴力"的涵蓋面似乎更廣，更易為公眾接受。 然而，隨著講座內容的深入，我們理解了講者特意使用 Abuse 而非 Violence 的學術深意。講者指出，無論是駭人聽聞的"N號房"事件，還是日常伴侶間的定位追蹤，它們絕不僅僅是爆發性的物理傷害或單次的圖像傳播（Violence 往往給人一種"一次性、爆發性、可見的軀體傷害"的錯覺）。這些行為的本質，是加害者利用數字技術與平台基礎設施建立起來的、長期的、基於性別權力不對等的"控制、監視與精神支配"。它隱蔽、綿長，如同溫水煮青蛙般剝奪女性的自主權——這正是 Abuse 一詞的核心意涵。我們曾嘗試用"侵害""控制""支配"等詞來轉譯 abuse，但發現它們各自存在難以彌合的語義偏移。最終，我們選擇在本次文稿中統一使用 "虐待" 一詞，並保留英文 Abuse / TFA 並列出現。 本次講座還涉及講者研究中正在發展的若干概念，包括：數字囚禁/圍困（Digital Entrapment）、持續的關係性侵入（Durable Relational Access）以及政策框架默認安全設計（Safety by Design）。我們深知這些前沿概念的中文轉譯不僅是語言層面的推敲，更是本土化理論建構的重要一環。我們目前的譯法尚有未盡準確之處，在此將這些術語拋磚引玉，真誠地邀請各位讀者在評論區與我們共同探討：在中文的語境下，我們究竟該如何為這些"看不見的數字枷鎖"準確命名？ 講者簡介： Sungshin（Luna）Bae 是澳大利亞蒙納士大學犯罪學及性別與家庭暴力預防中心博士候選人。過去十年，她在韓國最高檢察廳及首爾市政府擔任性別平等事務專家。研究聚焦親密關係中的數字監控與脅迫控制，重點探討人工智能及平台基礎設施等新興技術如何催生新型監控手段與依賴關係。 以下是講座文稿的中文版 引言: 術語釐清與內容簡介 術語釐清 在開始之前，我想先釐清一下術語。關於數字時代的性別暴力，各國和不同學者使用的詞彙有所不同。 在韓國，最常用的是“數字性犯罪（디지털 성범죄Digital Sexual Offences）”。這個詞通常指代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利用攝像頭等數字設備進行非法拍攝、傳播、存儲，侵犯他人性自主權和人格權的網絡空間犯罪行為。 但我今天在這裡要使用的術語，是澳大利亞更常用的 TFA，即“技術助長型虐待（Technology-Facilitated Abuse）”。在澳大利亞，它被定義為“利用智能手機、定位追蹤App、社交媒體等數字技術，實施控制、監視和騷擾的復合型親密伴侶暴力”（Fiolet et al., 2021）。 這裡最關鍵的一點是，TFA 強調這是一個行為問題，而不僅僅是技術問題。它聚焦於三個核心要素： 1. 加害者的控制、監視與騷擾行為； 2. 給受害者造成的具體傷害； 3. 缺乏實質性的同意（Meaningful consent）。 因此，我今天故意沒有使用“Technology-Facilitated Violence（技術助長型暴力）”，而是選擇了 TFA（技術助長型虐待） 這個詞。因為這種現象的核心不在於技術，而在於權力、行為和傷害。比起單純的“暴力行為”，它更強調一種長期的權力壓迫。 學者 Vasil 等人（2023）也強調，理解 TFA 時，核心不在於技術本身，而在於技術所運作的社會結構。強化這種侵害的結構性條件包括：性別權力不平等、經濟脆弱性、社會文化排斥，以及法律制度的缺失。 也就是說，技術僅僅是一個催化劑（agent），真正讓這種侵害成為可能的，是不平等的社會結構。因此，要應對這種利用技術實施的侵害，絕不能僅僅依靠“規制技術的法律”，我們必須從整體的社會、文化、法律結構入手。 我知道，在聯合國的倡導中，很多專家出於追責國家的戰略考量，會積極使用“暴力（Violence）”這個詞（注：為了強調國家的法律責任）。但今天，為了更深刻地剖析背後的行為機制與社會結構，我將使用 TFA 這個概念來展開今天的講述。 關於“N號房”事件的定性 我今天重點討論的“N號房”事件，雖然可以歸類為我前面所定義的“技術助長的侵害（TFA）”，但它具有以下獨有的特點： 其核心是“基於圖像的侵害（Image-Based Abuse）”——即通過威脅和強迫手段製作性剝削內容，並有組織地通過平台進行傳播。 我們在其中看到了高度的商業化與剝削特徵，這是一種通過網絡社區進行傳播和消費的系統性犯罪。 因此，我們絕不能僅僅將“N號房”事件視為個體之間通過技術實施的暴力行為，而必須將其視為：在數字平台經濟（Digital Platform Economy）的利益驅動下，與性別權力結構深度交織的“有組織性剝削事件”。 內容介紹 今天，我想探討的是：自韓國爆發“N號房”事件以來，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以及還有哪些問題依然懸而未決。在座的各位可能對“N號房”事件有所瞭解，並認為韓國社會對此做出了積極有力的回應。但不幸的是，自那以後，韓國社會中新型的“技術助長的虐待”（TFA）反而呈現出爆炸式的增長。 加害者的群體構成正在發生變化，作案平台變得更加多樣化，技術的發展速度也日益加快。因此，今天本次演講的核心目標不僅在於梳理韓國的應對舉措，更要深入探討為什麼這種侵害會持續加劇，以及在解讀這一現象時，我們需要引入怎樣的分析框架。 今天的講座將按照以下邏輯展開： • 第一，回顧“N號房”事件爆發後韓國社會的演變。 • 第二，探討為什麼“N號房”絕非一起孤立的例外事件，而是一個結構性的轉折點。 • 第三，介紹韓國在法律與政策層面的改革內容。 • 第四，分析近期利用數字技術實施的性別暴力行為發生了哪些新形態的變化。 • 第五，這也是我今天演講的重點之一：在一個數字和技術高度飽和的社會中，究竟會產生 怎樣的“結構性侵害”？我將重點剖析針對受害者的“壓迫結構”是如何形成的。 • 第六，我將提出一個理論框架來解釋上述問題，並探討如何將這一理論與政策干預結合起來。 • 最後，我將對本次演講進行總結。 一、N號房之後——法律、制度與運動 我想拋出一個問題：“N號房”事件之後，韓國社會對女性而言變得更安全了嗎？ 如果有人問我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沒有”。正如我之前所說，新型的“技術助長型虐待（TFA）”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呈爆炸式增長。這並非一起極端的偶然事件，這種技術侵害正在向我們日常生活的所有關係中蔓延。 現狀：深陷泥沼的數字暴力 各位可能看到過一份報告，近期一家美國網絡安全公司的調查顯示，全球深度偽造（Deepfake）影像性暴力的受害者中，超過一半是韓國人。在短短幾年內，韓國國內相關的舉報數量激增了十倍以上。不僅如此，加害者的年齡顯著降低——在近期被捕的數字性犯罪者中，約80%是十幾歲和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比如最近，韓國又爆發了通過 Telegram 頻道分享“深度偽造（Deepfake）”性剝削圖像的事件，該頻道的參與用戶竟然高達22萬人。 背景：為什麼是韓國？ 我們必須追問，為什麼這種情況會在韓國社會如此猖獗？ 事實上，韓國是全球數字化程度最高的社會之一，互聯網普及率極高。韓國有一個被稱為“國民基礎設施”的超級應用——KakaoTalk，約96%的韓國網民都在使用它。 此外，韓國的手機和通信系統實行嚴格的實名認證制。通過 KakaoTalk，韓國人不僅進行日常溝通，還接收國家的稅務、醫療通知，甚至用來打車、預訂餐廳和購物。我們可以說，韓國人的整個日常生活都完全建立在高度發達的數字生態系統之上。 “N號房”的犯罪機制與社會文化土壤 那麼，“N號房”到底是一場怎樣的災難？為什麼它會成為全球性的轉折點？ 簡單總結這個案件：受害者絕大多數是女性，其中許多是未成年人。加害者首先通過合法或非法途徑獲取受害者的個人信息，隨後對她們進行威脅，強迫她們製作性剝削內容（Sexual Exploitation Materials）。 加害者在 Telegram 上建立了分級付費聊天群，用戶通過加密貨幣付費觀看。內容越惡劣、剝削越嚴重，就越能吸引更多人付費。這完全是一個高度平台化、商品化的性剝削結構。 這種犯罪機制利用了什麼？當加害者在線上平台接觸女性和青少年時，最初往往通過看似無害的對話建立信任（例如偽裝成星探等），在獲取照片後迅速轉為威脅。 這裡面，韓國社會極度保守的性別觀念和責備受害者的文化成了加害者的武器。受害者極其害怕自己的私密照片被傳播給家人、熟人，感到強烈的羞恥感。加害者精准地利用了受害者的這種恐懼心理，不斷提出更嚴苛的要求，將受害者逼入無法反抗、也無法求救的絕境。 社會運動的爆發與認知轉型 各位可能知道，這起極其嚴重的事件最初並非由警方或政府機構發現，而是由兩名名為“追蹤團火花”（Team Flame）的女大學生臥底記者，冒著巨大的危險潛入 Telegram 聊天室後揭露的。 她們聯合民間社會組織和媒體，向警方和檢方施壓，事件才得以全面曝光。隨後，韓國爆發了大規模的公民運動：數十萬民眾參與青瓦台請願，街頭和網絡上響起了“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My life is not your porn）”的抗議口號。記者、律師、IT專家和民間團體組成了聯合應對委員會，甚至有網民建立了名為“數字監獄”的網站，公開曝光加害者的身份。 這一系列運動促成了韓國社會非常重要的認知轉型： 1.從旁觀者到同謀：不再只要求懲罰“內容的製作者”，而是明確指出——那26萬名付費訂閱者和觀看者也是犯罪分子，是參與性剝削的同謀。 2.追究平台責任：公眾開始強烈質疑 Telegram 等平台利用“匿名與加密”技術來逃避責任的行為。 3.批判調查機構：公眾指責警方和檢方過去對網絡性別暴力的麻木不仁。他們曾無視報案，將“收集證據的責任”推給受害者，且對針對未成年人的侵害極度缺乏敏感度。 4.從“色情（Pornography/Obscenity）”到“性剝削（Sexual Exploitation）”：這是最核心的話語轉變。不再使用“色情/淫穢物“一詞，而是將其命名為有組織的性剝削。不再將責任推給受害者，而是直指背後的加害行為和國家的失職。 法律改革的成就與局限 隨後，韓國成立了數字性犯罪特別調查局，開展了大規模的逮捕行動（據統計有3700多人被捕）。韓國也因此展開了極高強度的法律改革，甚至被認為是經合組織（OECD）國家中建立數字性犯罪應對系統最快的國家。 主要的改革包括：將相關內容明確界定為“性剝削”；開始對平台和通信基礎設施進行監管；考慮到這類犯罪的營利本質，降低了舉證門檻，以便更嚴厲地追繳犯罪收益。最近，韓國更是在全球率先單獨立法，嚴厲懲罰購買、存儲和觀看“深度偽造”性剝削內容的行為。 然而，儘管法律日益嚴苛，盛行率卻並未下降（prevalence did not decline）。因為立法的局限性正在顯現： • 法律的更新永遠滯後於平台特性的變化和技術的迭代。 • 韓國調查機構對海外服務器（如Telegram）依然缺乏實質性的調查權限。 • 收集證據的重擔往往依然落在受害者肩上。 • 在“深度偽造”案件中，定罪標準依然模糊（例如，如果僅使用了受害者的身體照片，偽造了面部，很難在法律上被立刻認定為性犯罪並予以嚴懲）。 小結：尚未解決的結構性矛盾 在社會文化層面，反女權主義運動仍在蔓延，性別衝突依然嚴重。 雖然我們在政策和制度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展——比如將“數字性犯罪”正式納入國家《反對婦女暴力政策基本計劃》，並成立了中央支持中心——但是，為什麼傷害依然沒有減少？ 二、TFGBV的新興模式、基礎設施與日常管控 為何嚴厲的法律仍⽆法遏制數字暴⼒愈演愈烈？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我認為這已經不再是少數犯罪分子的“個體越軌行為（individual deviance）”了，而是因為數字環境本身的結構性條件沒有改變。我們可以將這種結構性問題歸結為四個方面： 第一，平台架構（Platform architectures）本身的問題。 例如，以 Telegram 的加密和匿名結構為代表。同時，韓國本土平台具有極高的“實時連通性”，比如“必須即時回復的文化”，以及“顯示已讀”的功能。不僅如此，加害者極易在強大的網絡基礎設施下建立同盟。更可怕的是，現在生成和傳播這些內容極其容易，即便受害者申請刪除，同樣的文件也會被修改哈希值（Hash values）重新上傳，或者轉移到海外服務器。這表明，比起法律，這些底層架構對人們行為的控制力實際上大得多。 第二，通信基礎設施（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s）。 正如我剛才提到的 KakaoTalk 這樣的超級應用生態系統。在韓國，金融、出行、通信幾乎全部綁定在一個實名認證的App上，它已經深度滲透到每一個日常關係中。受害者根本無法做到“數字斷聯（Digital disconnection）”。如果受害者為了躲避加害者而註銷賬號，她將面臨難以承受的社會代價和數字鴻溝（形同社會性死亡）。 第三，算法系統（Algorithmic systems）與人工智能的進化。 事實上，法律的修訂速度根本無法跟上AI算法的迭代速度，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第四，可見性與連通性的文化規範（Cultural norms of visibility and connectivity）。 這一點在許多亞洲國家可能都有共鳴，但韓國社會對此尤為敏感。我們有一種隱性規則：你必須展現自己的存在，並時刻保持聯繫。在戀人和朋友之間，全天候保持聯繫、秒回信息，通過頭像、狀態更新來時刻瞭解對方的位置和情緒——這種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文化，實際上構成了某種形式的監視和控制。只是它往往被披上了“親密”或“關懷”的外衣。 轉向：深偽技術（Deepfake）與熟人/親密關係的侵害 現在，讓我們看看這種侵害是如何在日常關係中蔓延的。我們正在面臨一個重大的模式轉變：基於深偽技術的侵害（Deepfake Image-Based Abuse）的崛起。 根據2024年的報告，全球網絡上超過一半的深偽影像性暴力視頻，其受害者是韓國女性。而在韓國國內，涉及深偽圖像的案件從2021年的1900件暴增到了2024年的23000多件。在2023年尋求幫助的過萬名受害者中，近80%是30歲以下的年輕女性。 過去我們認為，深偽影像性暴力是匿名陌生人所為，但現在，數據揭示了一個可怕的事實：這些技術正在被大量用於親密關係和同齡人（熟人）關係中，被用來作為侮辱、脅迫和控制的工具。 此外，自韓國《反跟蹤騷擾法》實施以來，我們看到大量的“數字跟蹤（Digital Stalking）”浮出水面。加害者索要伴侶的密碼、監控對方的消費記錄和出行軌跡，或者用偽造的性圖像進行脅迫。因此，親密伴侶暴力（IPV）已經成為“技術助長型性別暴力（TFGBV）”的核心模式之一。 脅迫的基礎設施：當日常科技變成極端控制 在當前的韓國社會，“技術助長的侵害（TFA）”呈現出兩個相互交織的結構性層級（two interlinked structural layers）：一面是“N號房”那種匿名的、有組織的剝削；另一面，則是日常關係中深度的數字脅迫。 我們需要認清，韓國是一個“數字飽和的社會（digitally saturated society）”。 智能手機普及率高達96%，實施嚴格的強制實名制SIM卡政策。而且，韓國的監控系統極其密集，僅首爾就運行著超過11.3萬個公共攝像頭，人均CCTV密度位居世界前列。 更關鍵的是，我們生活中充滿了各種“智能安全技術”。比如，情侶和家庭之間非常流行使用“位置共享App”；為了獨居或養寵物的安全，大家會在家裡安裝物聯網（IoT）攝像頭；我們的智能門鎖記錄著每一次進出；甚至家人的家庭通訊套餐也能顯示彼此的聯繫人。 這些日常技術帶來了極大的便利，甚至被包裝成“為了安全”、“因為我愛你、想保護你”。 這成為加害者非常容易利用這些工具和技術。受害者甚至不需要主動使用什麼定位技術，只要她生活在這個環境中，加害者就可以利用銀行消費記錄、出行服務、智能家居網絡，對她的整個生活進行監控。 三、案例研究 案例一：“他從未離開過我的手機”——平台架構的邊界抹除（Erased Boundary） 我來舉幾個真實的案例。 第一個案例，關於一位女性試圖擺脫前男友的控制。在韓國，與伴侶分手時最基本的步驟之一，就是在 KakaoTalk 上屏蔽對方，以此來結束關係。但這名幸存者發現，這種拉黑根本無濟於事。雖然一對一的聊天被封鎖了，但前男友依然會出現在她們以前共同所在的群聊中。KakaoTalk 的自動推薦好友系統和聯繫人同步功能，會導致前男友不斷重新出現在她的各種社交渠道里。此外，兩人以前為了省錢而共享的賬號——比如 Coupang（類似淘寶/京東）或外賣應用、打車軟件——依然在同步數據。即便分手後，前男友也能實時看到她吃了什麼、去了哪裡、包裹寄到了哪個地址。這在法庭上造成了一個極其荒謬的局面：因為這些信息是“系統自動同步”的，所以在法律上，很難界定加害者是在“非法獲取信息”，甚至加害者會辯稱這是受害者“同意共享”的。受害者絕望地說：“我覺得他從未完全從我的手機里消失過。”在這個案例中，不是受害者不懂得如何切斷聯繫，而是平台架構本身（Platform architecture），抹除了受害者試圖建立的安全邊界。 案例二：致命的強制直播——數字基礎設施的經濟剝削 第二個案例說明瞭數字基礎設施如何將女性推向致命的經濟剝削（Economic exploitation）。 這起案件極其令人不安：一名丈夫強迫妻子每天進行性直播。在這個過程中，丈夫並沒有使用鎖鏈將妻子綁起來，也沒有使用傳統的物理暴力。他利用的是家裡的智能攝像頭（CCTV）、共享的筆記本電腦，以及兩人互相關聯的通訊應用。從直播畫面上看，妻子的身體是“自由”的，她似乎沒有受到任何強迫。但事實上，丈夫利用了所有的基礎設施，對她進行了全天候的精神控制和監視。在這個網絡直播平台中，加害者不需要親自動手，平台的觀眾和打賞機制本身就構成了一種強制力。嫌疑人甚至對妻子說：“如果停止直播，粉絲們就會把你的照片散布出去。”最終，這名女性無法忍受這種由親密關係暴力、經濟剝削和直播平台打賞機制共同構成的複雜脅迫，選擇在自己的房間里自殺身亡。我想強調的是，韓國高度商業化的網絡流媒體文化（Monetised streaming culture）和數字勞動規範，讓受害者極難脫身。平台在這裡絕不僅僅是暴力的“發生地”，而是使暴力成為可能、持續運轉並阻擋受害者逃離的“結構性陷阱”。 案例三：智能家居監控——被異化的家庭安全技術 最後一個案例，展示了如今被廣泛宣傳的“智能家居技術（Smart Home Surveillance）”是如何淪為控制受害者日常生活的工具的。例如，即使施暴者不在家，他也可以通過智能手機App，遠程控制家裡的恆溫器，查看智能攝像頭，或者調取智能門鎖的進出記錄。一名受害者告訴我：“即使他不在家，我也感覺他就在房子里。”原本被市場宣傳為“提高家庭安全（Home safety）”的智能設備，如果不加限制，它就會變成一個完美的遠程監控工具。最可怕的是，這種技術往往被設計為“默認開啓日誌記錄”並且“極易共享賬戶”。它不僅為加害者提供了監控的溫床，還讓加害者在不知不覺中對這種24小時全天候的監控產生依賴和快感，甚至覺得這很“正常”。 案例總結：數字無出路（Digital Exitlessness） 通過這三個案例，我們能得出什麼結論？ 1.技術絕非中立（Technology is not neutral）。 數字基礎設施不僅在助長暴力，它本身就構成了暴力的發生條件。我們需要反思技術的基礎設施設計（Infrastructural design）是如何維持這種剝削的。 2.控制通過“環境可見性（Ambient visibility）”實現。 過去，加害者必須“主動”去跟蹤、去監視受害者；但現在，通過同步的位置信息、共享的應用賬號，控制變成了一種“結構性、環境性的全天候監視”。受害者只要活著、只要使用手機，就處於被監視的環境中。 3.切斷聯繫不再保證安全（Breaking contact no longer guarantees safety）。 過去，我們只要換個號碼、搬個家，就能擺脫控制。但在今天這個高度互聯的平台環境中，無論受害者的意願如何，系統留下的數字痕跡都會一次次將她與加害者重新連接。 這就導致幸存者面臨一個殘酷的現實——“數字無出路（Digital Exitlessness）”。 即使關閉設備、拉黑賬號、搬離住所，受害者也無法真正逃離。因為只要她還試圖在現代社會生存，她就無法抹除自己在數字系統中的存在，也就永遠無法斬斷施暴者的控制。 四、理論框架、應對反思與未來展望 理論化：數字囚禁/圍困（Conceptualising Digital Entrapment） 通過韓國的這些案例，我發現技術已經不再僅僅是被利用的工具，它本身已經構成了一個“具有虐待性質的結構性環境”。我們現在需要將這個概念理論化，我稱之為“數字囚禁/圍困（Digital Entrapment）”。 這種“數字囚禁/圍困”由四個維度交織而成： 1.文化維度：控制行為被文化合理化。例如，打著“孝道”、“關愛”或“安全”的名義，行監視與控制之實 2.結構維度：深深嵌入在平台的基礎設施設計和我們對智能設備的極度依賴中。 3.關係維度：通過情感捆綁和“必須保持可見/隨時回復”的社交規範來強制執行。 4.經濟維度：前面提到的直播打賞和數字勞動剝削。 當這種強制性的性別文化規範、平台底層設計，加上法律的空白結合在一起時，就形成了一個讓受害者完全喪失逃脫選擇的結構性困境。這不僅是理論，更是真切的現實。據韓國民間社會組織的報告顯示，親密伴侶殺害女性的案件發生率令人震驚。最新估計顯示，大約每隔幾天就有一名女性被親密伴侶殺害（Femicide），這是一個極其嚴峻的生存危機。 為什麼法律無能為力？（Why Law Cannot Keep Up?） 儘管法律改革能帶來重要的社會變革，但僅僅依靠法律，已經無法解決當前不斷演變的技術暴力。法律的滯後性體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法律的假設是“孤立的行為（Discrete acts）”。法律總是試圖尋找一個具體的、孤立的犯罪動作去懲罰。但“技術助長型性別暴力（TFGBV）”並非單個事件，而是從“持續的基礎設施環境（Continuous infrastructures）”中不斷滋生出來的現象。 第二，平台的免責。即使加害者不採取任何直接行動，平台結構本身的“自動同步”等功能也會對受害者造成重復傷害，但平台目前承擔的責任極度有限。 第三，“安全技術”的偽善。我們發現，那些打著“安全”旗號的App（如定位軟件），反而極易複製和放大監控風險。 第四，過度依賴“刑事定罪（Criminalisation）”可能會帶來次生傷害。例如在跟蹤狂案件中，加害者會利用法律漏洞對受害者進行“反向誣告（Counter-charges）”，這反而加重了邊緣群體的受害程度。 三大監管挑戰與政策反思 面對這些結構性問題，我們目前面臨三大監管挑戰： 1.架構問責（Architectural accountability）：我們該如何去監管平台的設計本身？像澳大利亞等國家已經開始推行“默認安全設計（Safety by Design）”。這意味著，在平台開發之初，就必須評估“自動同步”“實時定位”等功能如果被加害者武器化，會帶來什麼風險，並進行前置干預。 2.算法的不透明性（Algorithmic opacity）：在深偽技術（Deepfake）和自動推薦系統中，算法的黑箱運作讓受害者防不勝防。我無法理解為什麼我的信息會在違背我意願的情況下被推送給加害者。 3.數字退出權（Exit rights）：這是我最想強調的。我們需要在法律上賦予幸存者“從有害系統中消失的權利（Legal right to disappear）”。受害者應該有權要求刪除數據、退出算法系統，斬斷一切技術束縛，而不必承受“社會性死亡”的代價。 在政策回應方面，韓國目前引入了世界領先的數字安全改革：例如2024年的《深度偽造懲罰法》、即將建立的中央應對中心，以及首爾市引入的“基於AI的24小時自動檢測與刪除系統”。 但這其中存在一個值得警惕的反思：我們引以為傲的“AI自動檢測系統”，意味著從“受害者被動舉報”轉向了“AI主動巡查刪除”。然而，換個角度想，為了保護受害者，國家的人工智能系統正在24小時不間斷地掃描和監視這位女性的性剝削圖像。誰來保護這些數據隱私？如果韓國社會只關注刪除的速度有多快，而忽視了“國家技術基礎設施”本身對個人隱私的潛在侵犯，這就偏離了女性主義保護受害者的初衷。 比較視野與結語：亞洲的未來（Comparative Insight） 最後，我想強調的是，韓國今天面臨的問題，絕不僅限於韓國。 環顧亞洲——中國內地、香港、新加坡、日本——不同地區都在快速建設高度互聯的“智慧城市”，普及極高密度的CCTV和AI監控網絡，並且擁有以超級App為中心的國民生活方式。如果這些數字基礎設施的底層邏輯不受到質詢與挑戰，那麼，今天韓國的數字性暴力軌跡，完全可能成為全亞洲高度監控社會的前車之鑒（Preview of the future）。 自從“N號房”事件以來，暴力形式的演變速度遠超我們的想象。今天我們要問的，不再僅僅是如何用法律監管個別暴行，而是我們到底需要構建一個怎樣的數字環境，才能讓所有人真正感到安全？技術絕不是中立的，代碼的設計就是權力的體現，平台的基礎設施如果缺乏性別視角，隨時會淪為暴力的幫凶。這也是今天我們在香港大學舉辦這場連接兩岸三地以及亞洲地區講座的意義。我們不僅要比較各地的法律條款，更要共同審視數字基礎設施與性別權力結構的糾纏。我期待通過跨區域的重構與合作帶來改變，而我相信，只要今天在座的各位聽到了這些聲音，這種改變就已經開始了。 謝謝大家。 影片回放 (YouTube)： 00:08:41 N號房作為結構性轉折點 (The Nth Room as a Structural Turning Point) 00:19:57 法律與政策改革：進展與局限 (Legal and Policy Reforms: Progress and Limitations) 00:26:47 TFGBV的新模式 (The Emerging Patterns of TFGBV) 00:30:18 數字飽和社會中的結構性風險 (Structural Conditions of Harm in a Digitally Saturated Society) 00:36:14 案例研究：日常科技如何形成「數字囚禁/圍困」 (Case Studies: Everyday Technologies as Mechanisms of Entrapment) 00:46:45 概念化「數字囚禁/圍困」：理論拓展 (Conceptualising Digital Entrapment) 00:48:29 政策啟示與未來方向 (Policy Implica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Editor's Note In 2020, South Korea's "Nth Room" incident shocked the world. Driven by intense public outrage and feminist movements, South Korea launched extensive legal and policy reforms, and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countries that have most rapidly established digital sexual crime response systems globally. On December 10, 2025, we invited Ms. Sungshin Bae to deliver an online lecture titled “After the Nth Room: South Korea's Legal,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Technology-facilitated Abuse”, offering reference for jurisdictions facing similar challenges regarding effective legislation, platform accountability, and survivor-centred response strategies. With the speaker's consent, we now release the video of this lectur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lecture was delivered in Korean, with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from Korean into Mandarin provided; hence, the speaking pace is somewhat slower than that of a conventional lecture. The video contains only the original Korean audio, without the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audio track. While video platforms can auto-generate translated subtitles, we found that these subtitles contained significant mistranslations of numerous technical terms. Even the live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occasionally deviated due to the high density of terminology, and the post-generated subtitles contained even more errors. Accordingly, drawing on the speaker's presentation slides and related academic materials, we conducted sentence-by-sentence proofreading and academic editing of the subtitles to produce a complete English manuscript. Following final review and approval by the speaker, it is now released alongside the lecture video. Speaker’s Bio:Sungshin (Luna) Bae is a PhD candidate in Criminology at Monash University and at the Monash Gender and Family Violence Prevention Centre. For ten years, she worked as a gender equity specialist at the 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 and the Seoul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Her research explores digital surveillance and coercive control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including how emerging technologies like AI and platform infrastructures enable new forms of monitoring and dependency. Below is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lecture manuscript. Introduction: Terminological Clarification and Content Overview Terminological Clarification Before we begin, I would like to first clarify the terminology. Regarding gender-based violence in the digital age,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scholars employ varying vocabularies. In South Korea, the most commonly used term is "디지털 성범죄". This term typically refers to digital sexual offences that utilise digital devices such as cameras to illegally film, disseminate, and store sexual images without consent, thereby infringing upon others' sexual autonomy and personal rights. However, the term I shall employ today is TFA, or "Technology-Facilitated Abuse", which is more prevalent in Australia. In Australia, it is defined as "a complex form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that uses digital technologies—such as smartphones, location-tracking apps, and social media—to control, monitor, and harass" (Fiolet et al., 2021). The most critical point here is that TFA emphasises this as a behavioural issue, not merely a technological one. It focuses on three core elements: · The perpetrator's behaviours of control, surveillance, and harassment; · The concrete harms inflicted upon the victim; · The absence of meaningful consent. Therefore, I have deliberately avoided using "Technology-Facilitated Violence" today and have instead chosen TFA (Technology-Facilitated Abuse). This is because the crux of this phenomenon lies not in technology but in power, behaviour, and harm. Rather than a mere "act of violence," it emphasises a sustained power oppression. Scholars such as Vasil et al. (2023) also stress that in understanding TFA, the core lies not in the technology itself but in the social structures within which that technology operates. The structural conditions that reinforce this abuse include: gender-based power inequalities, economic vulnerability, socio-cultural exclusion, and the absence of legal institutions. In other words, technology is merely a catalyst (agent); what truly renders this abuse possible are unequal social structures. Therefore, to address this technology-enabled abuse, we must never rely solely on "laws that regulate technology"; we must approach the problem from the totality of social, cultural, and legal structures. I am aware that within United Nations advocacy, many experts strategically employ the term "Violence" to underscore state accountability. However, today, in order to more profoundly analyse the underlying behavioural mechanisms and social structures, I shall proceed using the concept of TFA. On the Characterisation of the "Nth Room" Incident The "Nth Room" incident, which I shall focus on today, although classifiable under the definition of TFA I have just outlined, possesses the following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its core is Image-Based Abuse—that is, the production of sexual exploitation content through threats and coercion, and its organised dissemination via platforms. We observe within it a high degree of commercialisation and exploitation; this is a systematic crime propagated and consumed through online communities. Therefore, we must never reduce the "Nth Room" incident to an act of violence committed between individuals through technology. It must be understood as: an organised exploitative event deeply intertwined with gender-based power structures, driven by the profit motives of the Digital Platform Economy. Content Overview Today, I wish to explore: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Nth Room" incident in South Korea, what changes have occurred, and what problems remain unresolved? Those of you present may have some knowledge of the "Nth Room" incident and may believe that South Korean society responded with vigour and resolve. But unfortunately, since then, novel forms of Technology-Facilitated Abuse have instead experienced explosive growth in South Korean society. The demographic composition of perpetrators is shifting, the platforms used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and the pace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s accelerating. Thus, the core objective of today's lecture is not merely to document South Korea's responses, but to delve into why this abuse continues to intensify, and what analytical frameworks we need to introduce in interpreting this phenomenon. Today's lecture shall proceed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logic: · First, a re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South Korean society following the outbreak of the "Nth Room" incident. · Second, an exploration of why the "Nth Room" was never an isolated exception but a structural turning point. · Thir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ntents of South Korea's legal and policy reforms. · Fourth, an analysis of the new morphological changes in recent digital technology-facilitated abuse. · Fifth, and this is one of the focal points of today's lecture: in a digitally and technologically saturated society, what forms of "structural abuse" emerge? I shall focus on dissecting how the "oppressive structure" targeting victims is formed. · Sixth, I shall propos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explain the above problems, and explore how this theory might be integrated with policy intervention. · Finally, I shall conclude this lecture. I. After the Nth Room: Law,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I would like to pose a question: Has South Korean society become safer for women since the "Nth Room" incident? If anyone were to ask me this question, my answer would be "no." As I mentioned earlier, novel forms of Technology-Facilitated Gender-Based Abuse (TFGBV) have not diminished but have instead grown exponentially. This is not an extreme isolated event; this technological abuse is spreading into every relationship of our daily lives. The Present: Mired in Digital Violence You may have seen a report: a recent survey by an American cybersecurity firm revealed that among global victims of Deepfake image-based sexual abuse, more than half are South Koreans. Within just a few years, the number of related domestic reports in South Korea has surged more than tenfold. Moreover, the age of perpetrators has dropped significantly—among those recently arrested for digital sexual crimes, approximately 80% are teenagers and individuals in their twenties. For instance, recently, South Korea saw another outbreak involving the sharing of Deepfake sexual exploitation images through Telegram channels, with the channel's participating users numbering as high as 220,000. Background: Why South Korea? We must ask: why has this situation become so rampant in South Korean society? In fact, South Korea is one of the most digitally advanced societies globally, with extremely high internet penetration. South Korea possesses a super-app known as "national infrastructure"—KakaoTalk, which is used by approximately 96% of South Korean internet users. Furthermore, South Korea's mobile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s enforce a strict real-name verification system. Through KakaoTalk, South Koreans not only conduct daily communication but also receive government tax and medical notifications, and even use it to hail taxis, reserve restaurants, and shop. We can say that the entirety of South Koreans' daily lives is built upon a highly developed digital ecosystem. The Criminal Mechanism of the "Nth Room" and Its Socio-Cultural Soil So, what kind of disaster was the "Nth Room," and why did it become a global turning point? To briefly summarise this case: the victims were overwhelmingly female, many of whom were minors. The perpetrators first obtained victims' personal information through legal or illegal channels, then threatened them and coerced them into producing Sexual Exploitation Materials. The perpetrators established a tiered, paid-access chat room on Telegram, where users paid in cryptocurrency to view content. The more degrading the content and the more severe the exploitation, the greater the number of paying viewers. This was a fully platformised and commodified structure of sexual exploitation. What did this criminal mechanism exploit? When perpetrators contacted women and adolescents through online platforms, they initially often established trust through seemingly innocuous conversations (for example, posing as talent scouts), and after obtaining photographs, swiftly shifted to threats. Here, South Korean society's extremely conservative gender norms and victim-blaming culture became weapons for the perpetrators. Victims were terrified that their intimate photographs would be disseminated to family members and acquaintances, experiencing intense shame. The perpetrators precisely exploited this fear, continuously issuing more severe demands, driving victims into a desperate situation where they could neither resist nor seek help. The Explosion of Social Movements and Cognitive Transformation You may know that this egregious incident was not initially discovered by the police or government agencies, but by two female university student undercover journalists known as "Team Flame" (추적단 불꽃), who risked immense danger to infiltrate the Telegram chat rooms. They collaborated with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and the media to apply pressure on the police and prosecution, leading to the full exposure of the incident. Subsequently, South Korea witnessed massive civic movement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itizens participated in Blue House petitions, and the streets and internet resounded with the protest slogan "My life is not your porn." Journalists, lawyers, IT experts, and civil groups formed joint response committees; some netizens even established a website called "Digital Prison" to publicly expose the identities of perpetrators. This series of movements precipitated a crucial cognitive transformation in South Korean society: · From bystander to accomplice: No longer merely demanding punishment for the "content producers," but explicitly stating that the 260,000 paying subscribers and viewers were also criminals, accomplices in sexual exploitation. · Holding platforms accountable: The public began to strongly question platforms such as Telegram for exploiting "anonymity and encryption" technologies to evade responsibility. · Critiquing investigative institutions: The public accused the police and prosecution of past insensitivity towards cyber gender-based violence. They had ignored reports, shifted the burden of evidence collection onto victims, and displayed extreme insensitivity towards crimes involving minors. · From "Pornography/Obscenity" to "Sexual Exploitation": This was the most central discursive shift. The term "pornography/obscenity" was no longer used; instead, it was reframed as organised sexual exploitation. Rather than shifting responsibility onto victims, it directly targeted the perpetrators' actions and the state's dereliction of duty. The Achievements and Limitations of Legal Reform Subsequently, South Korea established a Special Investigation Bureau for Digital Sex Crimes and launched large-scale arrest operations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over 3,700 individuals were arrested). South Korea also undertook extremely intensive legal reforms, and is even considered the fastest OECD country to establish a digital sexual crime response system. The main reforms included: clearly defining related content as "sexual exploitation"; beginning to regulate platforms and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considering the profit-driven nature of these crimes, lowering the threshold for evidence collection to more severely confiscate criminal proceeds. Recently, South Korea became the first country globally to enact standalone legislation severely punishing the purchase, storage, and viewing of Deepfake sexual exploitation content. However, despite increasingly stringent laws, the prevalence did not decline. The limitations of legislation are becoming apparent: Legal updates perpetually lag behind changes in platform characteristics and technological iterations. South Korean investigative institutions still lack substantive investigative authority over overseas servers (such as Telegram). The burden of evidence collection often still falls upon the victim. In Deepfake cases, conviction standards remain ambiguous (for example, if only the victim's body photograph was used with a forged face, it is difficult to be immediately legally recognised as a sexual crime and severely punished). Summary: Unresolved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At the socio-cultural level, anti-feminist movements continue to spread, and gender conflict remains severe. Although we have achieved remarkable progress in policy and institutions—for instance, formally incorporating "digital sexual crimes" into the national Basic Plan for Policy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establishing a central support centre—why has the harm not diminished? II. Emerging Patterns of TFGBV, Infrastructure, and Everyday Control Why Does Digital Violence Escalate Despite Stringent Laws?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I believe this is no longer the "individual deviance" of a small number of criminals. It is because the structural conditions of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itself have not changed. We can attribute this structural problem to four aspects: First, the problem of Platform architectures themselves. For example, the encrypted and anonymous structure represented by Telegram. At the same time, South Korean domestic platforms possess extremely high "real-time connectivity," such as the culture of "must reply instantly" and the "read receipt" function. Moreover, perpetrators can easily form alliances under powerful network infrastructures. Even more terrifyingly, generating and disseminating such content is now extremely easy; even if victims apply for deletion, the same files can be re-uploaded with modified Hash values, or transferred to overseas servers. This demonstrates that these underlying architectures exert far greater control over human behaviour than the law. Second,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s. As I just mentioned, super-app ecosystems such as KakaoTalk. In South Korea, finance,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re almost entirely bound to a single real-name verified app, which has deeply penetrated every daily relationship. Victims are fundamentally unable to achieve Digital disconnection. If a victim deactivates her account to evade a perpetrator, she will face unbearable social costs and a digital divide tantamount to social death. Third, Algorithmic systems and the evolu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fact, the pace of legal revision cannot possibly keep up with the iteration speed of AI algorithms; this is an enormous challenge. Fourth, Cultural norms of visibility and connectivity. This may resonate in many Asian countries, but South Korean society is particularly sensitive to this. We have an implicit rule: you must display your presence and maintain constant contact. Between lovers and friends, maintaining contact around the clock, replying to messages instantly, and knowing each other's location and emotional state through profile pictures and status updates—this culture, taken for granted, actually constitutes a form of surveillance and control. It is merely cloaked in the guise of "intimacy" or "care." The Turn: Deepfake and Abuse in Acquaintance/Intimate Relationships Now, let us examine how this abuse spreads within everyday relationships. We are facing a major paradigm shift: the rise of Deepfake Image-Based Abuse. According to a 2024 report, of all Deepfake image-based sexual abuse videos on the global internet, more than half feature South Korean women as victims. Within South Korea, cases involving Deepfake images surged from 1,900 in 2021 to over 23,000 in 2024. Among the over 10,000 victims who sought help in 2023, nearly 80% were young women under 30. We once believed that Deepfake image-based sexual abuse was the work of anonymous perpetrators, but now data reveals a terrifying truth: these technologies are being extensively used with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nd peer (acquaintance) relationships, as tools for humiliation, coercion, and control. Furthermore,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uth Korea's Anti-Stalking Act, we have seen large amounts of Digital Stalking surface. Perpetrators demand their partners' passwords, monitor their consumption records and travel trajectories, or use forged sexual images for coercion. Therefore,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 has become one of the core patterns of Technology-Facilitated Gender-Based Violence (TFGBV). The Infrastructure of Coercion: When Everyday Technology Becomes Extreme Control In contemporary South Korean society, Technology-Facilitated Abuse (TFA) presents two interlinked structural layers: on one side, the anonymous, organised exploitation seen in the "Nth Room"; on the other, deep digital coercion within everyday relationships. We need to recognise that South Korea is a digitally saturated society. Smartphone penetration reaches 96%, with a strict mandatory real-name SIM card policy. Moreover, South Korea's surveillance systems are extremely dense, with Seoul alone operating over 113,000 public CCTV cameras, ranking among the world's highest per-capita CCTV densities. More critically, our lives are filled with various "smart safety technologies." For example, location-sharing apps are extremely popular among couples and families; for the safety of those living alone or for pet monitoring, people install IoT cameras in their homes; our smart door locks record every entry and exit; and even family mobile plans can display each other's contacts. These everyday technologies bring immense convenience and are even packaged as "for safety," "because I love you and want to protect you." This makes it extremely easy for perpetrators to exploit these tools and technologies. Victims do not even need to actively use any location technology; as long as they live within this environment, perpetrators can exploit bank consumption records,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and smart home networks to monitor their entire lives. III. Case Studies of Digital Entrapment Case One: "He Never Left My Phone"—Erased Boundary of Platform Architecture Let me present several real cases. The first case concerns a woman attempting to escape her ex-boyfriend's control. In South Korea, one of the most basic steps when breaking up with a partner is to block the other person on KakaoTalk, thereby ending the relationship. But this survivor discovered that such blocking was utterly futile. Although one-on-one chat was blocked, the ex-boyfriend still appeared in group chats they had previously shared. KakaoTalk's automatic friend recommendation system and contact synchronisation functions caused the ex-boyfriend to continuously reappear in her various social channels. Furthermore, shared accounts the couple had previously used to save money—such as Coupang (similar to Taobao/JD.com) or food delivery apps, ride-hailing software—continued to synchronise data. Even after the breakup, the ex-boyfriend could see in real time what she ate, where she went, and which address packages were delivered to. This created an extremely absurd situation in court: because this information was "automatically synchronised by the system," legally it was difficult to establish that the perpetrator was "illegally obtaining information," and the perpetrator could even argue that this was "consensual sharing" by the victim. The victim said in despair: "I feel like he never completely disappeared from my phone." In this case, it was not that the victim did not know how to sever contact, but that the Platform architecture itself erased the safety boundaries the victim attempted to establish. Case Two: Fatal Coerced Livestreaming—Economic Exploitation via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e second case illustrates how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an push women towards fatal Economic exploitation. A deeply troubling case occurred in South Korea: a husband forced his wife to perform sexual livestreams every day. In this process, the husband did not use chains to bind his wife, nor did he use traditional physical violence. What he exploited were the household smart CCTV cameras, shared laptops, and the couple's interconnected communication apps. From the livestream footage, the wife's body appeared "free"; she seemed to suffer no coercion. But in reality, the husband exploited all available infrastructure to subject her to round-the-clock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surveillance. On this online livestreaming platform, the perpetrator did not need to act with his own hands; the platform's viewers and tipping mechanism itself constituted a form of coercion. The suspect even told his wife: "If you stop livestreaming, the fans will spread your photos everywhere." Ultimately, this woman could no longer endure the complex coercion constituted by intimate relationship violence, economic exploitation, and the livestreaming platform's tipping mechanism, and chose to end her life in her own room. I wish to emphasise that South Korea's highly commercialised Monetised streaming culture and digital labour norms make it extremely difficult for victims to escape. The platform here is not merely a "site" where violence occurs; it is a structural trap that enables violence, sustains its operation, and blocks the victim's escape. Case Three: Smart Home Surveillance—The Alienation of Domestic Safety Technology The final case demonstrates how "smart home surveillance" technologies, now widely promoted, have become tools for controlling victims' daily lives. For example, even when the perpetrator is not at home, he can remotely control the household thermostat via smartphone app, view smart CCTV footage, or access smart door lock entry and exit records. One victim told me: "Even when he is not at home, I feel like he is in the house." Smart devices originally marketed as enhancing Home safety, if left unrestricted, become perfect remote surveillance tools. The most terrifying aspect is that these technologies are often designed with "default-on log recording" and "extremely easy account sharing." They not only provide perpetrators with a breeding ground for surveillance but also cause perpetrators to unconsciously develop dependency and pleasure from this 24-hour surveillance, even considering it "normal." Case Summary: Digital Exitlessness What conclusions can we draw from these three cases? Technology is not neutral. Digital infrastructure not only facilitates violence; it constitutes the very conditions of violence's possibility. We need to reflect on how Infrastructural design sustains this exploitation. Control is achieved through Ambient visibility. In the past, perpetrators had to "actively" track and surveil victims; but now, through synchronised location information and shared application accounts, control has become a "structural, environmental, round-the-clock surveillance." As long as the victim is alive and using her mobile phone, she exists within a surveilled environment. Breaking contact no longer guarantees safety. In the past, we could escape control simply by changing our number or moving house. But in today's highly interconnected platform environment, regardless of the victim's will, the digital traces left by the system will repeatedly reconnect her with the perpetrator. This leads survivors to face a brutal reality—Digital Exitlessness. Even if she shuts down her devices, blocks accounts, or moves away from her residence, the victim cannot truly escape. Because as long as she attempts to survive in modern society, she cannot erase her existence within digital systems, and thus can never sever the perpetrator's control. IV. Theoretical Framework, Reflections on Response, and Future Outlook Conceptualising Digital Entrapment Through these South Korean cases, I have discovered that technology is no longer merely a tool that is exploited; it has itself become an "abusive structural environment." We now need to theorise this concept, which I term "Digital Entrapment." This Digital Entrapment is woven from four interlocking dimensions: · Cultural Entrapment: Behaviours of control are culturally legitimised. For example, surveillance and control are conducted in the name of "filial piety," "care," or "safety." · Infrastructural Entrapment / Structurally Embedded: Deeply embedded in the design of platform infrastructure and our extreme dependence on smart devices. · Relationally Enforced: Enforced through emotional bonds and social norms of "must remain visible / reply immediately." · Legal & Economic Entrapment: The livestreaming tipping and digital labour exploitation mentioned earlier. When this coercive gender-based cultural norm, platform underlying design, and legal voids are combined, they form a structural predicament in which the victim completely loses any option of escape. This is not merely theory; it is lived reality—in South Korea, according to civil society reports, intimate partner femicide occurs at alarming rates — recent estimates suggest a woman is killed by an intimate partner approximately every few days, an extremely grave existential crisis. Why Law Cannot Keep Up? Although legal reform can bring about important social change, relying solely on the law can no longer resolve the continuously evolving technological violence. The lag of the law manifests in four aspects: · First, the law assumes Discrete Acts. The law always attempts to locate a specific, isolated criminal action to punish. But Technology-Facilitated Gender-Based Violence (TFGBV) is not a single event; it is a phenomenon that continuously germinates from Continuous infrastructures. · Second, platform impunity. Even when perpetrators take no direct action, the platform structure's "automatic synchronisation" and other functions can cause repeated harm to victims, yet platforms currently bear extremely limited responsibility. · Third, the hypocrisy of "safety technologies." We have found that apps marketed under the banner of "safety" (such as location-tracking software) are in fact highly prone to replicating and amplifying surveillance risks. · Fourth, over-reliance on Criminalisation may produce secondary harms. For example, in stalking cases, perpetrators exploit legal loopholes to file Counter-charges against victims, which instead exacerbates the victimisation of marginalised groups. Three Major Regulatory Challenges and Policy Reflections Facing these structural problems, we currently confront three major regulatory challenges: · Architectural accountability: How do we regulate the design of platforms themselves? Countries such as Australia have already begun promoting Safety by Design. This means that from the very inception of platform development, one must assess the risks of functions such as "automatic synchronisation" and "real-time location tracking" being weaponised by perpetrators, and intervene preemptively. · Algorithmic opacity: In Deepfake technologies and automatic recommendation systems, the black-box operation of algorithms leaves victims defenceless. I cannot comprehend why my information is pushed to perpetrators against my will. · Exit rights: This is what I most wish to emphasise. We need to legally grant survivors the Legal right to disappear from harmful systems. Victims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demand data deletion, to exit algorithmic systems, and to sever all technological bonds, without having to pay the price of "social death." In terms of policy responses, South Korea has currently introduced world-leading digital safety reforms: for example, the 2024 Deepfake Criminalisation Act, the forthcoming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al Centre for Digital Sexual Crime Response, and the Seoul Metropolitan Government's introduction of an AI-based Detection & Takedown Systems operating 24 hours a day. But within this lies a cautionary reflection: our proudly touted "AI automatic detection system" represents a shift from "passive victim reporting" to "AI proactive scanning and deletion." However, viewed from another angle, in order to protect victims, the stat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stem is now scanning and surveilling this woman's sexual exploitation images 24 hours a day without interruption. Who protects this data privacy? If South Korean society focuses only on how fast deletion occurs, while neglecting the potential infringement upon individual privacy by the "national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 itself, this deviates from the feminist intention of protecting victims. Comparative Insight and Conclusion: The Future of Asia Finally, I wish to emphasise that the problems South Korea faces today are by no means limited to South Korea. Looking across Asia—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Singapore, Japan—different regions are all rapidly constructing highly interconnected "smart cities," popularising extremely dense CCTV and AI surveillance networks, and possessing national lifestyles centred on super-apps. If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these digital infrastructures is not questioned and challenged, then the trajectory of digital sexual violence in South Korea today could well become a preview of the future for all highly surveilled societies across Asia. Since the "Nth Room" incident, the evolution of violent forms has far exceeded our imagination. What we must ask today is no longer merely how to use the law to regulate individual atrocities, but rather: what kind of digital environment must we construct so that all people can truly feel safe? Technology is never neutral; the design of code is the embodiment of power, and platform infrastructure, if lacking a gender perspective, can at any moment become an accomplice to violence. This is also the significance of holding this lec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oday, connecting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e Asian region. We must not only compare the legal provisions of different places, but collectively examine the entanglemen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gender-based power structures. I look forward to change brought about by cross-regional reconstruction and collaboration, and I believe that as long as those of you present today have heard these voices, this change has already begun. Thank you all. Video Recording (YouTube)： 00:08:41 N號房作為結構性轉折點 (The Nth Room as a Structural Turning Point) 00:19:57 法律與政策改革：進展與局限 (Legal and Policy Reforms: Progress and Limitations) 00:26:47 TFGBV的新模式 (The Emerging Patterns of TFGBV) 00:30:18 數字飽和社會中的結構性風險 (Structural Conditions of Harm in a Digitally Saturated Society) 00:36:14 案例研究：日常科技如何形成「數字囚禁/圍困」 (Case Studies: Everyday Technologies as Mechanisms of Entrapment) 00:46:45 概念化「數字囚禁/圍困」：理論拓展 (Conceptualising Digital Entrapment) 00:48:29 政策啟示與未來方向 (Policy Implica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與創傷共處｜為什麼公益法律人需要自我照護？ 【編者按】 五月是全球共同關注心理健康的月份。1949年，美國心理健康協會將五月定為「心理健康意識月」；2024年，中國教育部將五月確立為「全國學生心理健康宣傳教育月」。每年5月25日，「525」（我愛我）更成為校園心理健康活動的重要符號。 今天——5月13日——在香港還有一個貼心的民間倡議：「國際請病假日」。2008年，藝術單位C&G Artpartment發起該倡議，這個非正式行動鼓勵人們請一天假，用寫生、釣魚等輕盈方式，從日常壓力中短暫抽離，修復身心。 在為公益律師、NGO從業者、年輕研究者提供能力建設的過程中，平等權項目持續觀察到一線助人者在心理支持方面的真實需求。2026年2月至4月，我們舉辦了三場線上內部工作坊，面向一線助人者——尤其是年輕公益法律人——開展自我照護活動。耶魯大學臨床心理學博士鄧鈺山、杜倫大學社會學系訪問學者劉翀博士，帶領參與者一起照看自身的情緒，也分享了許多切實可行的自我照護方式。 為了讓這三場講座的討論和思考觸及更多有志於公益法律工作的青年夥伴，我們邀請了青年青年公益法律人小羊，來談談TA參與後的真實感受。 以下是小羊的自述： 一、為什麼我們需要自我照護？ 我是小羊，從事公益法律工作快兩年了。提供法律咨詢和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務，是我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這也意味著我會常常接觸遭受到強姦、猥褻、家庭暴力等侵害的當事人，以及TA們的家屬。 在維權過程中，當事人和家屬往往需要向包括公安、檢察院在內的多個有責主體講述自己的經歷。但很多時候，這些詢問並不是創傷知情的。他們可能會對當事人和家屬進行質疑：「既然你不願意，你為什麼當時沒有離開酒店房間？」「既然他打了你那麼多次，你為什麼不報警？」 當事人和家屬不得不一遍遍解釋，一遍遍回憶當時發生的事情。很多人已經在這個過程中反復經歷創傷。當TA們找到我們時，往往已經處在一種高度緊繃的應激狀態中。有的當事人和家屬會在敘述的時候充滿憤怒，將我們視作曾經質疑TA們的人；也有的當事人和家屬會感到委屈、悲傷，然後流下眼淚。 作為公益法律從業者，我們的工作要求我們在傾聽這些創傷性敘述的同時，仍然要保持專業判斷，為當事人提供清晰的法律建議，給予TA們維權上的幫助。但這並不容易。 我知道很多像我一樣的青年公益法律人，我們往往有很強的共情能力、責任心和正義感。我們也常常是比較敏感的。在傾聽當事人和家屬的講述時，也許會不自覺地沈浸在TA們的經歷中，彷彿遭到侵害、不斷被質疑的人是我們自己。 這種種情緒會讓我們的工作變得很重，如何在這些情緒中可持續地工作，如何在幫助他人的同時，也照顧好自己，這是許多青年公益法律人都會面對的問題。這也是為什麼我參與了三場由香港大學平等權項目舉辦的自我照護講座，我希望能在這三場講座中找到問題的答案。 注解：創傷知情指的是我們在開展工作時，意識到很多人可能會經歷過創傷，並據此調整我們的工作方式，避免再次傷害當事人。常見的創傷知情工作方式如不要求當事人反覆講述創傷細節，不問帶有指責意味的問題，向當事人清楚解釋法律程序等。 二、在公益法律工作中，我們的共同感受 在三場講座中，很多夥伴分享了自己在工作中的體驗。我發現，雖然大家來自不同機構、做著不同領域的案件，但我們其實有著許多相似的感受。我想在這裡和大家分享這些感受，同時談一談講座中大家對這些感受給出的回應： 1. 我已經很累了，但覺得自己還應當做更多 在講座中，有不止一位夥伴提到，面對當事人的需求或情緒，有時候自己已經覺得很疲憊，甚至有些難以承受，於是嘗試為自己劃清一些工作邊界。但儘管大家有自我照護的意識，但在選擇自我照護時，依舊會對當事人感到抱歉，覺得自己應當做的更多。 有夥伴說，也許我們會有這樣的感受，是因為我們太有責任感了，對自己的要求也太高。但我們每個人都不是完美的，助人者也是一個普通的個體，需要休息、需要照顧自己的身心。 我們常常想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到100分，但60分就是及格線了。如果我們能做到比60分多一些，就已經非常好了。我們或許可以問問自己：我們工作的60分在哪裡？做到什麼程度，會覺得自己及格了，不再給自己提更高的要求，這也是劉翀博士為大家留下的問題。 還有一位夥伴分享了TA面對當事人求助的方式。TA會先問當事人自己有什麼樣的想法，接下來想怎麼做，然後和當事人一起梳理TA已經有的資源，比如朋友、家人等等。這時候我們可能會發現，當事人其實也有自己的力量，並不是完全依賴我們，我們也要對當事人自己有更多信心。當我們鼓勵當事人嘗試去做那些自己能夠做到的事情時，這其實也是一種賦能。 2. 非工作時間依舊忍不住去看消息，擔心當事人有緊急情況 很多夥伴也提到一個非常熟悉的場景：下班以後，腦子里還是會想著今天見到的某位當事人。會擔心TA現在怎麼樣，會不會有緊急情況。於是忍不住打開手機，一遍遍查看消息。 如果當事人出現緊急情況，我們在夜晚查看消息當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這樣的狀態長期持續，讓我們一直處在高度緊張之中，也許就需要重新思考一些事情。比如，我們是否還能繼續承接這個案件？是否可以邀請更多夥伴來一起幫助這個當事人？畢竟很多困難，本來就不是一個人能夠獨自承擔的。 也有夥伴會把工作手機和私人手機分開，或者把當事人的消息設置成靜音，也有的夥伴儘管會在工作時間外查看消息，但TA會根據具體情況來判斷，如果並沒有緊急情況，TA會等到工作時間再回復當事人。慢慢地，我們也許可以允許自己在工作之外真正休息一會兒。 3. 我會經歷創傷，是不是不適合從事這份工作？ 在講座中，有幾位青年夥伴都表達了這樣的疑問。有夥伴提到，身邊有一些同事好像可以很自然地和每一位當事人交流，也能保持穩定的情緒狀態。於是，我們會懷疑自己：我們是不是不適合從事這份工作？ 但在三次講座中，我們看到有不同年齡、不同經驗階段的公益法律人參加。我們會發現，無論在這一行業從事了多久、有多少經驗，每個人都還是會遇到讓自己倍感壓力的案件，需要在工作過程中不斷調整自己應對案件、當事人以及自己情緒的方式，並不是只有青年夥伴在從事公益法律時會感到困難。 區別只是在於，經驗更多的從業者可能已經找到了自己熟悉的方式去應對這些創傷、壓力，而青年夥伴只是需要更多時間來探索。我們要允許自己在工作中成長，並不存在某一種性格特質，讓某些人天生更適合從事公益法律工作。 4. 即便付出很多努力，但結果仍然有限 這或許是所有和結構性問題打交道的人都會遇到的困境。在公益法律領域，性騷擾的認定、家庭暴力的法律定義等等，這些都涉及到法律制度與法律實踐的變革，是結構性問題。 這些問題的改變，往往需要非常漫長的時間，可能是幾十年，甚至是幾百年。它們不是幾個個體的努力就可以立即改變的，我們並不需要將這一重擔背負在自己身上。 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做的一切沒有意義，很多微小的努力，會慢慢匯聚成更大的力量。我們今天所做的事情，一定會在很多年之後產生回響。這一回響並不一定是政治、法律變革，它也可能是讓更多人意識到問題的存在，讓更多人開始加入這條路，與我們同行。 我們只要盡全力去做事，為當事人提供了當下最好的解決方案，就已經足夠了，這也是對我們自己的交代。 三、學會互相支持，學會與創傷共處 如果我們選擇在公益法律這條路上繼續走下去，那麼我們幾乎不可避免地會經歷創傷。如何調整自己的身心，讓自己以一種身心健康的方式維持工作的可持續性，與創傷共處，這些都是我們需要慢慢學習的功課。 但我也想對所有有志於從事公益法律工作的青年夥伴說：在這條路上，我們並不是一個人。我們有自己所工作的機構，有同事，有從事同一事業的許多夥伴。我們有自己的支持網絡，我們可以互相傾訴、互相陪伴。 有時候我們不一定要找到解決方案，只是知道在某個地方，有和自己致力於同一事業的夥伴，也在經歷類似的困境，僅僅是給予彼此一個隔空擁抱，就已經有足夠的力量讓我們繼續走下去。

單身生育的實踐圖景：進展、落差與未盡之路 作者：董曉瑩 【編者按】 每年五月的第二個星期日，社交媒體被鮮花與祝福淹沒。但鮮少有人追問：這些獻給「母親」的敬意，是否平等地流向了所有母親？那些沒有結婚證、獨自或與非婚伴侶共同完成生育的女性，是否也獲得了應有的祝福和權利？ 上篇中，董曉瑩律師為我們梳理了過去十年單身女性生育權的制度突圍。但法律條文的鬆動，遠不等於權利實踐的落地。單身母親在申領生育保險時是否仍被時間線硬性切割？非婚生子女在落戶時是否仍被要求額外證明？福利院評分系統是否仍將單身女性擋在收養門外？體制內崗位是否仍以隱性規則拒絕單身媽媽？ 值2026年母親節，我們延續這份權利檔案。本篇聚焦實踐場域，呈現單身母親從生育前到生育後面臨的制度縫隙與社會阻力——從輔助生殖的紅線到撫養權真空，從收養評分到職場隱形天花板。 這不是一份節日賀詞，而是一份關於「誰有資格成為母親」的權利檔案。我們期待，母親節的祝福不應以婚姻狀態為篩選條件。 單身生育的實踐圖景：進展、落差與未盡之路 從整體法律制度來看，生育權與婚姻制度依舊存在綁定關係。《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仍以「夫妻」作為生育主體，而生育權的行使主體本應是公民個人。這種錯位導致單身女性行使生育權仍面臨阻礙。以下按生育前、後不同階段，分別說明單身女性在法律政策實踐中面臨的境況與困境。 1. 精子庫與輔助生殖：全國禁令、訴訟挑戰與地方實踐落差 如前所述，《人類精子庫管理辦法》和《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自2001年8月1日施行至今，既禁止精子買賣，也禁止醫療機構為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 2019年，徐棗棗（化名）訴北京婦產醫院案成為國內首例單身女性爭取凍卵權的標誌性案件。2018年11月，時年30歲的徐棗棗前往北京婦產醫院咨詢凍卵並完成相關檢查；2019年9月，她以「一般人格權」糾紛為案由在朝陽區法院成功立案，首次將「單身女性凍卵權利」爭議正式引入司法程序。其核心主張是：醫院以未婚為由拒絕提供服務，構成性別歧視，侵害了一般人格權，亦有悖於《婦女權益保障法》的男女平等精神。該案被視為具有公共意義的「影響性訴訟」，價值不僅在於個案救濟，更在於通過訴訟揭示現行政策盲區、推動立法倡導。徐棗棗亦表示，讓公眾瞭解政策現狀是訴訟本身之外的重要訴求。 該案二審雖仍敗訴，但判決意見為單身女性留下了空間： 「當然， 隨著我國生育政策的進一步調整，相關醫療衛生法律、法規、 規章、診療規範、醫學倫理規範也可能發生相應變化，待條件具備後，與相關醫療機構可另行解決相應爭議。」這也呼應了前文提及的國家衛健委關於修法並提高輔助生殖技術管理立法層級的公開表態。 訴訟之外，地方立法也曾嘗試撕開裂縫。前文提及吉林省的先進規定，但實踐中卻是另一番景象。筆者於2025年瞭解到的一手信息顯示：2020年至2022年疫情期間，確有單身女性依據吉林省衛健委公開的流程指引，成功在吉林申請使用人工輔助生殖技術受孕；但再後來已無此類案例。筆者向吉林省內合法開展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醫院咨詢得知，醫院並不認可衛生健康部門審核蓋章的《醫學輔助生育申請表》（詳見下圖），仍不願違背國家層面的部門規章為單身女性實施人工輔助生殖技術。不過，在凍卵方面，若單身女性的醫學指標已達到需盡快進行生育力保存的標準（具體標準由醫院或醫生自行判斷），則無論是否具有吉林戶籍，均可申請。 綜上可見，吉林省的立法理念雖先進且保留至今，但在實際操作層面仍受制於原衛生部的部門規章，絕大多數情況下難以落地。2020年至2022年疫情期間的短暫窗口期目前已關閉，當下僅有特定病理性情形下的凍卵相對可行。儘管如此，希望依然存在。 存在的「病理性凍卵」例外情形 目前對單身女性凍卵的禁止並非絕對。已有多例非婚女性因病理性原因——多為嚴重腫瘤患者——成功凍卵的新聞報道。最早可追溯至2017年：32歲的琪琪因嚴重卵巢疾病成功凍卵，後於40歲在婚姻內借助人工輔助生殖技術受孕並順利生產；2022年，一名20歲乳腺癌患者在天津成功凍卵；2024年，18歲的小葉因卵巢腫瘤在溫醫大附二院凍卵。 除病理性凍卵外，司法實踐在喪偶婦女使用人工輔助生殖技術層面也取得突破。此類案件中，醫院起初常以喪偶婦女在法律意義上屬「單身」為由拒絕提供服務，喪偶婦女遂起訴請求法院支持其實施試管嬰兒技術的訴求。 經查，此類案例最早可追溯至2004年的第一例特批。 2022年福州李女士案經福建高院改判，法院最終認為，「喪偶的單身婦女」明顯有別於通常意義上的「單身女性」——關鍵區別在於亡夫生前是否表達了生育意願；同時認定，院方倫理委員會的結論「不能對抗上位法」，《婦女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一條賦予婦女的生育權利應得到充分保障。」 此外，2022年湖南長沙鄒某玲案被最高法認定為「第二批貫徹實施民法典典型案例」；2024年河北保定案、2025年江蘇淮安全國首例確認「試管嬰兒」享受工亡撫卹金案，分別入選「新時代推動法治進程2024、2025年度十大案件」。可見，當前我國司法實踐已形成相對穩定的共識：喪偶婦女請求繼續使用與亡夫共同冷凍的胚胎，屬於生育權保障範疇，醫療機構不能簡單以「禁止單身婦女實施輔助生殖」為由拒絕。 儘管上述案例實質上已突破「單身」女性不能使用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限制，但未進入婚姻關係的單身女性，依舊被擋在行使生育權的門外。 2. 戶口登記：普遍落地權與個別地區的隱性門檻 非婚生育子女的戶口問題已得到普遍且有效的解決。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於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的意見》（國辦發〔2015〕96號）規定，政策外生育、非婚生育的無戶口人員，本人或其監護人可以憑《出生醫學證明》和父母一方的居民戶口簿、結婚證或非婚生育說明，按照隨父隨母落戶自願的政策，申請辦理常住戶口登記。 但據瞭解，實踐中某些地區仍存在非婚生育子女上戶口需提供親子鑒定證明的情況，此類問題仍需個案針對性解決。 3. 社會撫養費：懲罰性制度的歷史終結 2021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中明確取消社會撫養費，清理和廢止相關處罰規定，將入戶、入學、入職等與個人生育情況全面脫鈎。 2021 年 8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訂，刪除關於違反計劃生育政策需要繳納社會撫養費的相關規定。2021 年 11 月，財政部和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發佈《關於清理社會撫養費有關政策的通知》，刪除了此前文件中關於社會撫養費的收費條款，並要求各省級財政部門對本地出台的社會撫養費相關政策進行全面清理。 至此，「社會撫養費」正式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 4、單身收養：法律通道與實踐壁壘 收養子女通常有兩種途徑：一是通過親屬好友介紹的民間收養，二是通過兒童福利機構進行收養。我國法律並不禁止單身女性收養子女。理論上，無子女或只有一名子女，具備撫養、教育和保護被收養人的能力，年滿三十週歲且不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收養子女疾病的單身女性，可以合法成為收養人。 然而，實踐過程卻異常困難：福利院可供領養的孩子較少，且手續龐雜；據一手信息瞭解，當前福利院對收養人實行評分系統，單身女性會直接因未處於婚姻狀態而被扣除評分，進而被淘汰。目前能夠瞭解到的單身收養案例，多以抱養親屬好友的孩子為主。 5、生育保險待遇申領：地方先行、個案推動與2021年5月31日的時間壁壘 2022年前，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以下簡稱《社會保險法》）和《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均未將「符合計劃生育政策」作為享受生育保險待遇的法定前提，但實際操作中，地方政府普遍將其作為報銷生育醫療費用和發放生育津貼的必要條件。各地規定中，職工享受生育保險待遇的前提是辦理「計劃生育證明」、「生育登記」或證明「符合計劃生育規定」，而這些材料的辦理大多需要提供結婚證、離婚證等婚姻狀況證明。 2022年，國家層面終於有所突破。同年8月，國家醫保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長劉娟在新聞發佈會上答記者問時明確表示：「社會保險法遵循權利和義務對等，只要履行了生育保險的繳費責任，國家層面在待遇享受方面是沒有門檻的，且在經辦服務清單上，關於享受生育保險生育津貼所需提供的相關材料也不需要‘結婚證’等材料。」 2022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向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國家醫保局、司法部以及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地方人大常委會發函，組織對法規、規章、規範性文件中關於享受生育保險待遇的不當限制性規定進行集中清理。這意味著國家層面終於開始重視生育保險的平等申領問題。而國家層面的重視，離不開地方的率先突破；地方的突破，又離不開個案爭取與民間呼聲的推動。 廣東省在全國率先實現突破。2020年，已有多位單身媽媽成功申領到生育保險。她們之所以能夠成功，是以國家層面取消「准生證」、改為「生育登記服務」為前提的。在廣東省，申領生育保險的必備材料之一是生育登記證明，而非婚生育在廣東可以成功辦理生育登記，這得益於廣東省於2016年出台的《廣東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關於生育登記和再生育審批的暫行管理辦法》（粵衛〔2016〕104號，現已轉為正式規定）。該辦法第八條規定：「未辦理結婚登記生育第一個和第二個子女的，按本辦法規定辦理生育登記。」單身生育者據此可辦理生育登記，進而獲得申領生育保險的可能，且該路徑此後一直有效實施。 不得不提的還有各地非婚媽媽爭取生育保險權益的案例。其中，上海的張萌案具有標誌性意義。2017年孩子出生後，她向社保部門申領生育保險金，因未婚身份無法提供《計劃生育情況證明》而被拒。依據《上海市城鎮生育保險辦法》等地方規章，申領生育保險須以「計劃內生育」為前提。自2017年起，她先後提起行政復議、行政訴訟，歷經一審、二審均敗訴；2019年上海高院受理其再審申請後最終仍予駁回；2020年其向檢察院提出的抗訴申請亦未獲支持。儘管司法途徑屢屢受阻，張萌的案件卻讓非婚媽媽群體的權利困境進入公眾視野，並帶動了更多單身媽媽積極維權、爭取生育保險待遇。2021年初，張萌終於成功申領到生育津貼，但她並未就此停止行動——她向上海市人大代表提交建議信，並與其他單身媽媽一起致信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試圖推動更廣泛的立法保障。 張萌與上海非婚媽媽們的堅持，恰逢國家生育政策的系統性調整，最終推動了制度突破。2020年12月，上海市民政局發文取消生育保險申領中的「計劃生育情況審核」事項；自2021年1月起，非婚生育女性可通過「隨申辦」在線申領生育保險金，結婚證不再成為必備材料。上海由此成為繼廣東之後全國第二個放開的地區。 2019年前後，深圳、北京、福州等地的非婚媽媽亦通過起訴方式爭取生育保險待遇，多例通過調解圓滿解決。她們的爭取，同樣為2022年國家層面重視單身媽媽平等生育保險待遇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 2021年5月31日之後生育的單身媽媽，目前在全國範圍內均可成功申請生育保險待遇；但遺留問題在於，2021年5月31日之前生育的單身媽媽，依舊被拒之門外。這一分界線的存在，最初是部分非婚媽媽在申領受阻後才得知的。2021年5月31日，正是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宣佈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的時間節點。此後，各地陸續修訂生育保險相關規定，明確將「生育三孩」納入待遇支付範圍。 北京的市醫保局和人民政府官方網站明確注明，「2021年5月31日（含）後生育的」單身媽媽方可領取生育保險。 上海官方公開通知中雖無有關生育時間的限制性規定，但是各區醫保局內部有一份《關於生育保險有關問題的處置口徑（一）》的文件，載明「2021年5月31日（含）後生育子女」的未婚女性才能夠享受生育保險待遇。筆者還一手瞭解到，廣東亦存在類似的多例個案，即便申請了再審，仍被認定不能享受生育保險待遇。 以上內部硬性切割的操作，導致同一個繳費記錄、同一位母親，只因孩子的出生日期早於某個特定日期，就被判定為「不符合計劃生育政策」而不得領取生育保險待遇。 這些案例揭示了殘酷現實：同樣是單身媽媽，政策落地前後，待遇截然不同。 6、女同性伴侶的雙重困境：技術門檻與關係破裂後的撫養權真空 女同性伴侶面臨著雙重困境：她們不僅需要面對輔助生殖的技術門檻與法律風險；一旦關係破裂，孩子的歸屬問題常常陷入「無法可依」的真空地帶。 在女同性戀社群中，一種常見的生育模式被稱為「A卵B懷」——一方提供卵子，與捐贈精子結合後，由另一方懷孕分娩。這種分工讓伴侶雙方都能與孩子建立某種生物聯繫：一方是「基因母親」，另一方是「分娩母親」。 我國現行法律對親子關係的認定，缺乏針對輔助生殖技術的明確規定。實踐中通常採用「分娩者為母」的原則——誰生下了孩子，誰就是法律上的母親。 迄今為止媒體曝光度最高的案件是林迪（化名）與同性伴侶章敏（化名）的案件 。兩人2016年在美國洛杉磯登記結婚，2017年在美國接受胚胎移植後分別分娩一子一女：兒子是章敏懷胎所生（同時章敏也是卵子提供者），女兒是林迪懷胎所生（卵子由章敏提供）。2019年兩人分手後，章敏拒絕林迪接觸孩子。林迪於2020年向浙江舟山定海區法院提起訴訟，後被告經管轄異議後轉移到北京市豐台區法院，爭取兩個孩子的撫養權。 本案的核心爭議點在於： 對於兒子，林迪既不是基因母親，也不是分娩母親——她在法律上與該子毫無關聯。如果適用中國法的「分娩者為母」原則，林迪對兒子沒有任何權利。但如果適用美國加州法律（孩子出生地法律），由於兩人在美國登記結婚，加州法律認定同性伴侶雙方均為孩子的法定父母。原告代理律師高明月主張，根據《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第三十條的「有利於被監護人權益」原則，應適用更有利於孩子的美國法律，從而認定林迪對兩個孩子均享有監護權。 然而案件進展並不順利，最終本案是法院主持調解結案，林迪獲得對其基因孩子的有限探視權。可見，法律制度的缺位，代價最終只能個體來承擔。 儘管面臨中國大陸法律不承認國外登記的同性婚姻、「分娩者為母」與「基因母親」的衝突等問題，但司法實踐仍傾向於以「兒童最大利益」作為裁判的核心原則。正如上述澎湃新聞評論所指出的，「在類似案件中，‘兒童不因父母的性別、膚色、年齡、國籍、民族、性取向而受到歧視，受到不平等的對待’，這是聯合國公約確立的基本原則。」 7. 體制內單身媽媽：懲罰性條款的刪除與錄用升遷中的隱形天花板 《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第三十三條規定：「違反規定超計劃生育的，給予降級或者撤職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處分。」《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處分暫行規定》亦有類似條款。是否符合計劃生育與評優、晉升、任職全面掛鈎。在「獨生子女」時代，這是不容觸碰的高壓線。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第二十四條列出的不得錄用為公務員的三種情形——犯罪、開除公職、法律規定不得錄用的其他情形——並未將「未婚生育」列入其中。 法律雖然無明確禁止，但實際操作中，不少地方將「違反計劃生育政策」作為政審不合格的理由。其邏輯在於：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主體是「夫妻」，非婚生育被視為「政策外生育」，因而構成「違反政策」。2009年即有單身女性因為未婚生育被淘汰的報道 ，當事人收到的通知為：「違反計劃生育政策，政審不合格，不予錄用。」 改變已經發生。 2021年5月31日三孩政策放開後，國家層面不再對未婚生育進行處罰。據報道 ，多個省份的計生條例已刪除公職人員「超生即開除」的規定。雖然這些修改並非專門針對非婚生育，但體制內「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整體懲罰力度已大大降低。 不過制度性歧視並未因此根除。筆者瞭解到，2021年後，仍有單身女性因未婚生育或懷孕，在公務員、事業單位等體制內崗位被拒絕錄用或升遷。非婚生育在當前政策框架下，仍處於一種「灰色地帶」：沒有明確禁止，也沒有明確保護；同樣的非婚生育，在不同地區、不同單位，可能走向完全不同的結局。 結語 根據上述近十年中國內地單身女性生育權的演變歷程，筆者將觀察與思考總結為以下三點： 第一，進步真實可見，希望仍在延續。 社會撫養費已被掃入歷史垃圾堆，非婚生子女的戶口登記不再構成實質性障礙，生育保險在大多數地區已向2021年5月31日後生育的單身媽媽敞開大門，國家對單身女性使用輔助生殖技術的立法態度從「重申禁令」轉向「積極研究」。這一切改變的發生，離不開個體維權者的堅持、專家學者們的支持性研究，以及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持續呼籲；同時，也無法脫離國家生育政策整體轉向的時代背景。 喪偶婦女通過人工輔助生殖技術受孕的案例已形成穩定的司法共識，多起案件被最高人民法院列為典型案例；逐年增多的兩會建議和提案正持續推動單身女性凍卵權相關政策鬆動；越來越多的地方開始提出「先行先試」的路徑探索意見。 第二，困境猶存，制度轉型中的「割裂感」尚未消弭。 當前，生育權與婚姻制度的綁定關係尚未真正打破，國家層面的政策導向雖已轉向「生育友好」，但地方執行、部門規章與基層觀念往往滯後一步。《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中的「夫妻」主體設定依舊將單身女性置於法外之地；衛健委的部門規章依舊將「單身婦女」擋在輔助生殖技術的大門之外；2021年5月31日之前生育的單身媽媽，被行政部門內部規定的時間線硬性切割，無法領取生育保險；吉林省的先進立法理念在現實中難以落地，體制內的就業歧視仍未根本消除；女同性伴侶在生育和撫養權爭奪中，依舊面臨「無法可依」的真空地帶。 第三，制度的完善，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 改變的發生，需要更多個體的勇敢發聲，需要法律人的持續推動，需要政策制定者正視「遺留問題」的勇氣，也需要整個社會對多元家庭形態的理解與接納。在2026年母親節，當我們談論「母親」這個詞時，我們談論的應當是一個女性是否有能力、有意願去愛和撫養一個生命，而不是她是否擁有那張叫做「結婚證」的紙。 這份權利檔案記錄的不是節日賀詞，而是關於「誰有資格成為母親」的制度真相。我們期待，母親節的祝福，從不以婚姻狀態為篩選條件。 必須承認，單身女性生育權前進道路依然漫長。但筆者相信，每一步已有的、以及未來將發生的向前的邁進，都在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加包容、更加公平。 文中引用的文章和媒體報導 國內首例「凍卵案」報導 《國內首例「凍卵案」開庭 單身女性生育權受關注》 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1912/23/WS5e008075a31099ab995f327e.html 「病理性凍卵」相關報導 《卵巢功能嚴重衰退、子宮腺肌病、家族史……排除萬難，40歲的她終於圓了媽媽夢》 https://news.qq.com/rain/a/20260422A06E9S00 《20歲乳腺癌患者成功凍卵》 https://jiankang.cctv.cn/2022/05/17/ARTIyzpyuk9dg2Zm2mOXYFXW220517.shtml 《18歲女子患卵巢惡性腫瘤「取卵+凍卵」保留生育希望》 https://www.wzhealth.com/news/show-17975.html 喪偶婦女使用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相關報導 《熱搜第一！女子用亡夫胚胎求做試管二胎，遭醫院拒絕：不能讓孩子出生就沒父親，法院判了→》 https://news.ycwb.com/ikinvjktib/content_53761989.htm 《我省法院「保障喪偶婦女 輔助生殖權益案」入選》 https://szbz.hbfzb.com/hbfzbpaper/pc/content/202503/03/content_83262.html 《全國首例：單身女子獲衛生部特批為亡夫生育》 https://www.fsyyy.com/ArticleDetail.aspx?lcids=14,21,15,40,41,20,43,44,46,22&id=110354&Columnid=44 《喪偶婦女能否用冷凍胚胎繼續生育？法院判決保護其輔助生育權益》 https://android.icswb.com/h/104520/20230131/799815.html 《父親去世，「試管嬰兒」獲工亡撫卹金》 https://zjfzb.zjol.com.cn/html/2026-02/10/content_4462999.htm?div=-1 生育保險和津貼相關報導 《未婚女性生育是否可領取生育保險和津貼？國家醫保局回應》 https://cqcb.com/shishijingwei/2022-08-17/4992683_pc.html 《【社評】不能讓生育保險待遇被擋在「最後一公里」》 https://www.workercn.cn/papers/grrb/2022/09/22/5/news-1.html 《未婚媽媽打三年官司引關注，周瑜：不能忽略時代帶來的婚戀新問題》 https://www.sh93.gov.cn/detailpage/lhsy-e735b099-bfb9-11ec-bd3e-7c8ae163e649.html 《深圳首例非婚媽媽起訴衛健委爭取生育保險：「這條路很艱難，但我沒有動搖過」》 https://www.cqcb.com/xindiaocha/redian/2022-02-18/4765879_pc.html 《一個未婚媽媽爭取產假工資的四年》 https://news.ifeng.com/c/87yEczc7Y3E 《最新進展｜福州單媽爭取生育保險案：撤訴拿錢》 https://mp.weixin.qq.com/s/HpUNXaAoXZ84ZEiVXnIoPw 《北京有條件的放開未婚媽媽生育保險申領，你領到了嗎？》 https://mp.weixin.qq.com/s/ypQsfmGwQlQxKW8eaTvNdg 《單身媽媽已起訴北京市衛健委，生育政策放開為何生育保險依舊設置障礙？》 https://mp.weixin.qq.com/s/T4HmmY_PwwDQVNkZAken8g 撫養權案件相關報導 《對話首例同性伴侶子女撫養權案律師：要讓多數人聽到你的呼聲》 https://m.thepaper.cn/wifiKey_detail.jsp?contid=7768782# 公職人員相關報導 《女子報考公務員因「未婚生育」被淘汰》 https://news.hsw.cn/system/2009/09/01/050292198.shtml 《對公職人員不再「超生即開除」，全國多地修改地方性法規》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9457677

中國內地橋本甲狀腺炎群體就業歧視問題法律研究報告 作者：余佳賽 編者按： 2025年11月，中共中央組織部辦公廳與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聯合發佈《關於調整公務員錄用體檢有關項目檢查標準的通知》，明確： 「地中海貧血（輕型、攜帶者且血紅蛋白高於90g/L）合格； 未伴尿蛋白陽性或腎功能不全的多囊腎合格； 單純慢性淋巴細胞性甲狀腺炎（又稱為橋本甲狀腺炎）合格。」 此舉標誌著長期被排除在公務員錄用門檻之外的三類人群，正式獲得平等競爭的資格。 據流行病學研究估計，中國橋本甲狀腺炎患病率約為1%–2%（患者數約1400萬–2800萬）；常染色體顯性遺傳性多囊腎（ADPKD）患病率約為1/1000–1/400，患者逾130萬人；α-及β-地中海貧血基因攜帶率合計約為3%–10%（攜帶者約4000萬–1億人），在南方部分省份如廣西、廣東等地攜帶率更高達16%–25%。醫學研究顯示，上述疾病輕型患者或基因攜帶者絕大多數臨床症狀輕微或無症狀，經規範治療或無需治療即可維持正常工作能力。然而，體檢篩查制度長期將這些人群排除在公職門檻之外，制度性歧視影響了數千萬人的就業權利。 體檢標準的調整值得肯定，但挑戰依然存在：其一，新規在實踐中能否嚴格執行，仍需監督與問責機制保障；其二，除上述三類疾病外，其他慢性病患者仍面臨不合理限制；其三，就業歧視並不限於健康領域，性別、年齡、殘障等隱性門檻依然存在。 中國公務員體檢標準雖不屬於狹義的法律範疇，卻長期發揮制度示範效應。若缺乏更完善的反就業歧視立法與制度保障，類似問題仍可能反復出現。 從「乙肝歧視第一案」到橋本甲狀腺炎、多囊腎群體的維權行動，二十餘年來，體檢標準的演變見證了一條緩慢而曲折的改革路徑。 本報告完成於此次體檢標準調整之前，但其對橋本群體維權過程、制度博弈路徑及成功經驗的分析，仍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經作者授權，現予以發佈，以供社會各界參考借鑒。 報告摘要 (Abstract) 本報告深入探討了中國橋本甲狀腺炎群體面臨的就業歧視問題，系統剖析了由《公務員錄用體檢通用標準（試行）》引發的制度性壁壘及其對公民基本勞動權的侵害。通過法理分析、醫學共識梳理以及典型司法案例的研究，報告全面揭示了慢性病群體在求職與維權過程中的系統性困境，並為推動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論支撐。 核心要點： 1. 制度性歧視的形成與泛化： 醫學界公認橋本甲狀腺炎發展緩慢、無傳染性且絕大多數不影響患者正常工作與生活。然而，舊有公務員體檢標準對其採取的「一票否決」，不僅剝奪了該群體進入公職隊伍的資格，更作為一種「示範」向事業單位、國企及民營企業廣泛蔓延，造成了嚴重的系統性、社會性就業歧視。 2. 現有法律救濟途徑的失效： 報告指出，在現行法律框架內，求職者通過復檢、勞動爭議仲裁或行政訴訟進行維權的實效性極低。以典型的「梁祿暖訴廈門市中醫院平等就業權糾紛案」為例，司法審判往往受制於體檢標準這一部門規範性文件，遵循形式審查，導致求職者的維權訴求屢屢敗訴。 3. 體檢標準的違憲性與違法性探討： 結合多位法學專家的觀點，報告認為超出「評估正常履行職責能力」範疇的健康門檻，構成了法律禁止的顯性歧視，實質上是對《憲法》賦予公民的平等權、勞動權及職業選擇自由的剝奪。多數人構建的硬性標準，構成了對少數群體權利的侵害。 4. 改革路徑與未來展望： 梳理二十年來從消除「乙肝歧視」到近期三類慢性病體檢標準放寬的曲折歷程，報告強調，體檢標準應是最低履職門檻而非選拔淘汰工具。呼籲建立科學、動態的錄用體檢標準調整機制，並強化反就業歧視的法律與制度保障。 研究結論： 保障慢性病群體的平等就業權，不僅關乎少數群體與女性的合法權益，更事關社會公平與法治建設的大局。錄用體檢必須回歸「勝任力」的科學評估，破除一切不合理、滯後的隱性與顯性健康壁壘。 報告下載: #LGBT #消除歧視

生育自主權破冰？ 香港取消凍卵儲存期限，再看兩岸四地政策異同 【編者按】 本文是「平等權在亞洲」欄目的衍生文章。本篇關注香港近期在生殖科技政策上的變化——取消供自用的配子和胚胎的法定儲存期限——並探討兩岸四地在單身女性凍卵政策上的異同。 香港：取消凍卵儲存期限，生育自主權邁出重要一步 2025年12月1日，《2025年人類生殖科技（牌照）（修訂）規例》正式生效，取消了《人類生殖科技（牌照）規例》（第561A章）下供自用的配子和胚胎的法定儲存期限，讓市民可根據自身健康及其他情況，自主決定儲存時間，被視為更好體現生育自主權的重要舉措。 在原《規例》下，供自用的配子或胚胎一般最多可儲存10年；對於因醫療原因可能導致不育的病人，胚胎儲存期限為10年，配子儲存期限則為10年或至年滿55歲（以較長者為準）。 為配合修訂，香港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同時修改了《生殖科技及胚胎研究實務守則》，要求儲存滿五年的個人需接受額外輔導服務方可延長儲存；輔導須說明醫療風險及高齡妊娠風險，並設一年的寬限期，即相關人士在修訂的《實務守則》生效後一年內，或首次延長儲存前（以較遲者為準），完成輔導服務和續期程序即可。 《人類生殖科技（牌照）規例》（第561A章）是《人類生殖科技條例》（第561章）的附屬法例。根據《人類生殖科技條例》第15(5)條，一般「不得向並非屬婚姻雙方的人士提供生殖科技程序」，但該要求不適用於第2(1)條中生殖科技程序的定義中(c)段的程序，即「取得配子」（卵子和精子）。這意味著單身女性在香港可以合法進行凍卵。 來源／Resources： 電子版香港法例：《人類生殖科技條例》 電子版香港法例：《人類生殖科技（牌照）規例》 香港政府新聞公報：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修訂《生殖科技及胚胎研究實務守則》 台灣：修法在即，可能開放單身女性使用人工生殖技術 台灣最近也在熱議《人工生殖法》的修訂。2026年1月8日，立法院衛環、司法法制委員會聯席審查人工生殖法草案。因部分草案包含代理孕母專章，對於該議題是否併案審查在程序上出現激烈討論。隨後進行條文宣讀與審查，截至會議結束，僅討論了法案名稱和第一條條文，後續將擇期再審。 這部2007年出台的法律將人工生殖的使用者限定為夫妻，第2條將「人工生殖」定義為「利用生殖醫學之協助，以非性交之人工方法達到受孕生育目的之技術」，並無專門規定基於自用提取和儲存配子的情形，對單身女性凍卵並無禁止性條款。 實踐中，單身女性可以在台灣凍卵，但解凍使用須在婚姻關係內，並需配偶同意。各縣市的凍卵補助政策不盡相同，通常要求醫療性凍卵或設定補助名額限制。 關於這部法律的修訂，討論已持續多年。本次立法院審議包含政院版在內的20個修法草案。行政院於2025年12月11日通過修正草案，擬將未婚及同性伴侶女性納入適用對象，平等保障其家庭生活權，並完善人工生殖子女的法律地位。此舉被視為生育政策的重要轉折點，但仍需立法院完成審議。 多家民間團體共同呼籲，代理孕母議題應與開放單身女性、女同志配偶使用人工生殖技術脫鉤，優先保障女性生育自主權。 來源／Resources： 法規資料庫：《人工生殖法》 行政院新聞：尊重女性生育自主權 政院通過「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 THE NEWS LENS：《人工生殖法》今排審查 CAN：人工生殖法修法 民團指代孕爭議高應脫鉤處理 台灣凍卵協會：凍卵補助資訊分享 台北生殖中心：一次看懂人工生殖法現況與可行選擇 澳門：2023年訂立專法，明確允許單身女性保存卵子 相比之下，澳門的法律在單身女性保存卵子方面的規定更為明確。 2023年8月，澳門頒布第14/2023號法律《醫學輔助生殖技術》，填補了「未有專門法律對醫學輔助生殖技術作出監管」的立法空白。該法第二條的適用範圍列舉了輔助生殖技術，其中第（六）項為：「其他處理配子或胚胎的等同或補充性實驗室技術，包括保存配子及胚胎」。 該法第八條明確規定：「因合理擔憂未來不育而收集配子者，可根據衛生主管部門制定的技術指引予以保存」，但同時要求「保存的配子僅在符合第六條及第七條條件時方可使用」。而這些條件包括「須為夫妻或具有事實婚關係的雙方」。 此外，該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對於第八條所指情形，不適用最長保存期限制。即法律對保存配子未設定保存期限，可參考衛生局的技術指引處理。 來源／Resources： 澳門法務局公報：《醫學輔助生殖技術》 正報：醫學輔助生殖技術法新文本允單身者保存配子 中國內地：部門規範限制單身女性使用輔助生殖技術 中國內地的限制主要源自作為《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配套文件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範》。該《技術規範》明確規定：「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規定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 《管理辦法》及《技術規範》由原衛生部在2001年發布（2003年修訂相關技術規範、基本標準和倫理原則），並非法律或行政法規。相比之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和《婦女權益保障法》法律位階更高，且並未禁止單身女性生育，而是強調「公民有生育的權利」「婦女依法享有生育子女的權利」。 部分地方已經探索突破。例如，《吉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第二十九條明確規定：「達到法定婚齡決定不再結婚並無子女的婦女，可以採取合法的醫學輔助生育技術手段生育一個子女」。 司法實踐中，2019年無錫市梁溪區人民法院在判決中寫道：「醫院不得基於部門規章的行政管理規定，對抗當事人基於法律所享有的正當生育權利。」然而，對於醫療機構而言，《管理辦法》和《技術規範》是他們必須遵循的行政文件，因此拒絕為單身女性凍卵仍是普遍做法。 「單身凍卵第一案」——徐棗棗訴北京婦產醫院案，正是這一制度下的典型案例。2018年12月，徐棗棗提出凍卵服務訴求，被醫院以《技術規範》為由拒絕。她隨後以「侵犯一般人格權」為由提起訴訟，認為該行為涉嫌性別歧視，侵犯了其法律保障的平等權與生育權；她要求醫院為其提供凍卵服務。 2022年7月，一審法院判其敗訴，法院認為，以延遲生育為目的提出的凍卵服務要求，並不符合部門規章和技術規範的規定。2024年8月，二審維持原判。但二審判決書中指出： 「隨著我國生育政策的進一步調整，相關醫療衛生法律、法規、規章、診療規範、醫學倫理規範也可能發生相應變化，待條件具備後，與相關醫療機構可另行解決相應爭議。」 來源／Resources： 衛健委網站：《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 衛健委網站：《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範》附件 無錫市梁溪區人民法院醫療服務合同糾紛（2019）蘇0213民初10672號判決書 中國慈善家：「單身凍卵第一案」終審敗訴！但判決書留了一道口子…… 結語：區域差異與未來展望 從四地政策來看，香港和澳門在法律上允許單身女性保存卵子，香港更在儲存期限上全面放寬；台灣現行制度允許單身女性凍卵但使用受限，修法有望擴大適用對象；中國內地在國家層面仍有部門規章限制，但地方試點已顯露突破口。 近幾年，衛健委多次關注輔助生殖技術的適用範圍，全國兩會亦不斷有代表呼籲開放單身女性凍卵。從吉林的地方立法到湖南衛健委對「存用分離」建議的回應，再到司法判決中流露的改革空間，這些都為未來的制度調整埋下伏筆。 在人口結構變化與女性權利意識增長的雙重背景下，如何回應社會對生育自主權的呼聲，成為兩岸四地下一步政策討論的關鍵。

中國內地「單身」女性生育權：概念釐清與十年制度突圍 作者：董曉瑩 【編者按】 每年五月的第二個星期日，社交媒體被鮮花與祝福淹沒。但鮮少有人追問：這些獻給「母親」的敬意，是否平等地流向了所有母親？那些沒有結婚證、獨自或與非婚伴侶共同完成生育的女性，是否也獲得了應有的祝福和權利？ 在中國內地，「單身」女性——即不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的女性——的生育權，正在經歷一場靜默而劇烈的政策重塑。過去十年，從非婚生子女落戶權的放開，到社會撫養費的取消，再到生育保險與結婚證的逐步脫鈎，「婚內生育」的壟斷結構已出現裂縫。但輔助生殖技術的大門是否依然只對已婚夫婦敞開？地方立法能否撕開這道裂縫？ 值2026年母親節，我們邀請長期關注這一議題的董曉瑩律師撰寫此文。本篇首先釐清「單身」的法律意涵；繼而系統梳理近十年法律政策的演變與重點省份的現行規定——從《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修訂，到社會撫養費的消亡，再到輔助生殖規定的鬆動與吉林破冰。 這不是一份節日賀詞，而是一份關於「誰有資格成為母親」的權利檔案。我們期待，母親節的祝福不應以婚姻狀態為篩選條件。 什麼是「單身」女性 中國內地法律沒有針對「單身」女性的明確概念或定義。2016年11月民間發佈的《中國「單身」女性生育權現狀及法律政策調查報告》（後經修訂，第三版於2021年1月發佈）中，「單身」女性被界定為「不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的女性」。 社會公眾的態度也基本與上述界定一致。相關調研顯示，婚姻關係是公眾判斷單身女性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是戀愛關係。報告特別指出，女性性少數群體往往處於被法律「單身」的狀態。之所以給單身加上雙引號是因為：一個女性不在婚姻關係里，不代表她沒有穩定伴侶或者其他形式的親密關係，不代表她沒有生育計劃與事實行為，更不代表她不具備養育子女的能力與意願。 這種「法律單身」與「事實單身」的錯位，在公眾態度中已逐漸獲得認知。2017年，單身女性生育權關注組發佈《公眾對單身女性生育態度的調查報告》，基於2084份有效樣本的調查顯示，86.8%的受訪者支持單身女性生育，其中58.9%表示「非常同意」；更有65.8%的受訪者認同「沒有丈夫的女性也可以成為優秀的母親」。這些數據表明，對婚姻與生育進行解綁的呼聲，並非來自邊緣群體的孤立訴求，而是一場正在發生的、代際性的觀念變遷。 距首版報告發佈已近十年。這十年間，主動選擇不婚的女性群體顯著擴大，Z世代的年輕人也傾向選擇更多元的生活方式。「法律意義上的單身」成為了更多女性的重要身份之一。 單身生育相關法律與政策的十年變遷 1、《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出台與兩次修訂：從「一孩」到「三孩」的「夫妻」生育主體 1979年至2015年間，中國推行一孩政策。自1979年起，城鎮人口原則上僅可生育一個子女，違反規定者需繳納社會撫養費。2001年，《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出台，將「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寫入法律。2015年，該法修正，將上述內容修改為：「國家提倡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子女。」這意味著獨生子女政策在全國層面實質退出，二孩時代來臨。 2021年，《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再次修正，規定：「國家提倡適齡婚育、優生優育。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同時，法律刪去了原法中關於社會撫養費（超生罰款）以及相關處分、制約措施的全部條款，明確將個人生育情況與入戶、入學、入職全面脫鈎。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法律規定的演變中，生育的主體始終是「夫妻」，「單身」女性從未被提及。從法理上講，「法無禁止即可為」，法律層面並不禁止單身女性生育；且《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中強調：「婦女有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生育子女的權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然而，在實踐中，各地法規、部門規定以及具體操作，均對單身女性生育權構成了實質性限制。 對於單身女性而言，上述國家生育政策的整體轉向與法律修改，更多是一種時代背景的轉換。女性作為獨立的生育主體，自始至終因婚姻狀態而被區別對待；而正因為國家全面鼓勵生育政策的實施及相關法律的調整，單身女性群體的生育權益獲得部分改善，具體情形下文將進一步說明。 2、社會撫養費的二十年：懲罰性規定的出台與終結 2001年12月出台的 《人口與計劃生育法》，首次在法律層面規定：「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條件生育子女的公民，應當依法繳納社會撫養費」。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是中國計劃生育政策歷史中的關鍵節點。該辦法作為一種懲罰性罰款，其徵收標準由各地省級人大另行規定。辦法並未限定徵收上限，僅規定徵收基準分別為當地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年人均純收入；至於具體徵收倍數，則由各地自行確定。而非婚生育的情況在實施上述規定以來，一直因其「違反計劃生育政策」而遭到處罰。 自上述規定實施以來，非婚生育情形一直因「違反計劃生育政策」而遭到處罰。2016年，各地相繼修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對「非婚生育」「未辦理結婚登記而生育」等情形，專門規定了社會撫養費的徵收標準。具體見下圖。 這一徵收了近二十年的懲罰性措施，直至2021年7月20日，隨著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決定，明確提出「取消社會撫養費等制約措施」，開始走向終結。2021年8月20日，《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正式刪去所有關於「社會撫養費」的條款，各地也相繼清理了計生條例中的有關規定。國家層面首次明確：將個人生育情況與入戶、入學、入職等全面脫鈎；過去因超生被徵收但尚未繳納的社會撫養費，原則上不再追繳。非婚生育的女性，終因上述規定的改變，不再因其「違反計劃生育政策」而被徵收社會撫養費。 《中國「單身」女性生育權現狀及法律政策調查報告》（第三版）2021，第27頁 3、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關於輔助生殖技術的規定 中國內地「單身」女性使用人工輔助生殖技術及精子庫的限制，主要來自2001年起施行的原衛生部（現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規章《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以及2003年修訂的配套文件《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範》。雖然《辦法》本身未直接使用「單身」二字，但原衛生部科技教育司發佈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胚胎移植技術規範（衛科教發〔2003〕176號）》附件 3《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倫理原則》中明確規定：「醫務人員必須嚴格貫徹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律法規，不得對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規定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 同時，《人類精子庫基本標準和技術規範》將精子庫定義為「以治療不育症及預防遺傳病和提供生殖保險等為目的，利用超低溫冷凍技術，採集、檢測、保存和提供精子的機構」。上述規定從根本上斷絕了單身女性申請使用精子庫的可能。上述規範系原衛生部科技教育司於 2003 年在《辦法》、《人類精子庫管理辦法》相應實施規範基礎上進行的補充和修訂，從行政管理的角度否定了全國相關醫療機構為單身女性提供凍卵、人工授精和試管嬰兒服務的可能性。時至今日，上述規定仍是導致單身女性無法使用人類生殖輔助技術（包括凍卵）的最直接原因。 近十年來，在人口政策和生育相關法律持續修改的背景下，單身女性生育維權案例日漸增多，女性整體權益意識不斷提升，單身女性生育權問題也受到社會各界越來越多的關注。自2015年起，這一現象集中體現於每年的全國和地方兩會——越來越多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提出放開單身生育權的相關限制、有條件允許單身女性凍卵及使用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建議或提案，部分建議或提案還得到了國家及地方衛健委的官方回應。 例如，2017年兩會期間，國家衛計委（現國家衛健委）在答復全國人大代表的相關建議時表示：「目前我國相關法律並未否認單身女性的生育權」，並稱「下一步，我們將會同有關部門廣泛深入調查，加強研究論證，密切關注‘冷凍卵子’等技術發展，積極做好可行性研究，審慎推進臨床應用，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切實保障單身女性的合法權益。」 2017年，官方針對單身女性凍卵的態度首次發生根本性轉變： 從「重申禁令」到「積極研究」和「完善法律」 （詳見下圖）。 2021年，國家衛健委在對政協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第2049號（社會管理類144號）《關於賦予單身女性實施輔助生育技術權利，切實保障女性平等生育權的提案》的答復函中提到： 「　（一）關於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制度。為進一步加強輔助生殖技術管理，防範技術應用風險，我委積極推動提高輔助生殖技術管理立法層級。目前，已經啓動了《輔助生殖技術管理條例》起草工作，在梳理輔助生殖技術領域突出問題的基礎上，廣泛聽取醫學、倫理學、法學、社會學、管理學等領域專家學者的意見建議。」 这是官方首次明确提出已启动相关立法工作。2023年3月，便有政府部門公開信息和報道提到「國家衛健委有關部門曾就開放單身女性凍卵問題向專家徵求意見」。 不過遺憾的是，時至2026年的今天，有關《輔助生殖技術管理條例》起草工作的進一步消息依舊沒有公開可查，私下亦未瞭解到某專家、學者被徵求意見的信息。 2023年，已有專業生殖醫學領域的醫生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公開提出「應在特定條件下允許未婚女性凍卵」的建議。2024至2026年，更多醫學專家代表或委員明確提出相關建議 ：2025年1月，上海市政協委員建議在浦東新區試點開放健康的未婚女性「凍卵」，並提出「先行先試再推廣」的漸進路徑；同期，浙江省人大代表建議有序放開凍卵限制並探索建立卵子庫。 上述建議是首次出現地方層面針對開放單身女性凍卵的具體試點建議，標誌著單身女性凍卵議題從「全國性呼籲」進入「地方試點探索」階段。 4. 關於全國首創的吉林先進地方法規 吉林省2002年制定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中規定「達到法定婚齡決定不再結婚並無子女的婦女，可以採取合法的醫學輔助生育技術手段生育一個子女」。此後該條例歷經兩次修改，上述條款均得以保留。這一規定為全國首創，在地方層面將使用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權利賦予了單身女性。雖然「決定不再結婚」的表述相對模糊，但該規定無疑具有先進性。 據相關報告顯示，2016年吉林當地已有單身女性通過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生育的零星案例，但公開渠道缺乏相關案例資料。據2018年財新報道，「吉林省衛計委基層指導處相關工作人員表示，單身女性實現使用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生育需要同時滿足 5 個條件，分別是：第一，戶籍在本省；第二，無子女；第三，決定終身不結婚或結過婚但決定以後不再結婚；第四，本人自願；第五，未患有生育的疾病。符合條件後，個人可以向州市衛計委提出申請，審批後有指標即可申請。如果沒有經上述程序許可，醫院就需要夫妻雙方認可，才能實施人工輔助生殖技術。截至 2018 年 2 月，吉林省衛計委尚未收到任何相關申請。」該報道首次公開明確了吉林省先進條例的具體實施流程及單身女性的申請路徑。 2022年，吉林省衛健委官方網站上，人口監測與家庭發展處對於「單身未婚女性可以通過醫學輔助手段生育一個子女嗎」咨詢的回復，進一步明確了辦理程序：「符合條件自願申請生育的婦女，到戶籍所在地縣級衛生健康部門申請，填寫《醫學輔助生育申請表》，縣級衛生健康部門審核蓋章後，申請人持申請表導有資質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機構實施醫學輔助手段受孕，受孕成功後持相關資料，到戶籍地鄉、鎮（街道）辦理生育登記，併發給《一孩生育服務證》（原名：准生證，筆者注）。」（詳細請見下圖） 2023年6月，吉林省衛生健康委員會在答復政協委員《關於從女性醫療衛生角度分析，提升生育率的建議》的函中明確提到：「……但此政策（筆者注：指上述先進政策）在實施中還存在一定難度，各醫學輔助生殖技術機構執行原衛生部修訂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範》（衛科教發〔2003〕176號），《規範》中明確規定‘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規定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這就限制了終身不再結婚的單身婦女想通過醫學輔助生育技術手段實現生育，我委已經向國家衛生健康委作了反饋，目前還未收到批復性答復。」 通過以上改變可以推測，更多人關注甚者希望使用該先進條例，吉林省衛健委也在逐步明確具體實施方式。這些變化正是在國家生育政策和法律調整的大背景下才得以發生。 文中引用的文章和媒體報導 1.單身女性生育權問題受關注 《單身女性生育權之困：試管受孕上戶口都要已婚，怕孩子找爸爸》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67837 《求「生」不能？單身女性生育權是否應該「鬆綁」》http://health.people.com.cn/n1/2016/1117/c398004-28875404.html 《單身女性不允許冷凍卵子？衛健委回應：將研究完善相關法律法規》https://www.jfdaily.com/wx/detail.do?id=97076 《李銀河：應修改法律給單身女性合法生育權》https://news.cnr.cn/native/gd/20150806/t20150806_519450866.shtml 《國家衛計委：積極做好「冷凍卵子」可行性研究》https://www.163.com/dy/article/DBG2BQB005129QAF.html 2.兩會提案建議 《黃細花代表：應保障未婚婦女生育權》 http://e.mzyfz.com/paper/1220/paper_29041_6983. 《非婚生育不該鼓勵，但非婚生子女權益該被保障》tml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55169058614398.html 《單身女性能不能「凍卵」？》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7577905 《政協委員建言保障單身女性生育權，讓凍卵不再遇阻》https://www.mycaijing.com/article/detail/416825 3.國家衛計委（現國家衛健委）的答復 《對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第3395號建議的答復》https://www.nhc.gov.cn/zwgk/jianyi/201712/8a24174d2522466997c6942c65052ce5.shtml 《為什麼單身女性不可凍卵？國家衛健委給出答復》https://news.youth.cn/jsxw/202102/t20210224_12727149.htm 《衛生健康委答網民關於「為30歲以上單身女性提供輔助生殖服務」的建議》 http://www.sxshilou.gov.cn/hdjl/gqhy/202304/t20230420_1753053.shtml 《衛健委就開放單身女性凍卵徵求意見：生育與婚姻從此脫鈎？丨快評 》 https://www.infzm.com/contents/245565?source=133&source_1=2 4.專家和委員的建議 《專訪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附屬婦產科醫院院長徐叢劍》 https://www.21jingji.com/article/20230308/herald/cba5045eae10e5d3214b050fac77b7be.html 《單身女性凍卵，我們到底擔心什麼？》 http://www.shfzb.com.cn/shfzb/h5/html5/2023-03/31/content_150509_677811.htm?curr= 《喬傑委員：著力強化我國生育力保存保障體系》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4/3/518484.shtm 《代表委員建議為女性生殖能力提供儲蓄通道》 https://mkan.china.com/article/5536247.html 《兩會之聲｜委員建議在浦東試點「單身女性凍卵」，嚴格把控適應證 》 https://www.sohu.com/a/849105014_260616?edtsign=2B9647B58F578B3CB0709DA8DABBE1208D0B359C&edtcode=IgOGPIAOtoonXPxAD06x2w%3D%3D&scm=thor.280_14-200000.0.0. 《放寬女性凍卵限制有助於提高生育率，值得認真考慮丨快評》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462043049129017866/ 5.吉林省相關 《吉林未婚可「凍卵」？單身女性實現生育權還須跨過多道坎》https://china.caixin.com/m/2018-02-11/101210292.html 吉林省衛生健康委員會網站https://wsjkw.jl.gov.cn/hdjl/zxzx/zxzx/202202/t20220220_8398270.html 《對省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第W20號委員提案的答復吉衛復議字》〔2023〕34號 https://xxgk.jl.gov.cn/zcbm/fgw_98077/xxgkmlqy/202307/t20230707_8735269.html

【出版】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反家庭暴力法律法規和實務指南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平等權項目自2015年起持續關注家庭暴力議題，長期與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的律師、學者及實務工作者合作，探討法律制定、落實與司法救濟等核心問題。平等權項目自2016年起定期整理相關法規，並於2024年1月首次發布《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反家庭暴力法律法規與實務指南》，為關注此議題的實務工作者與研究者提供檢索查閱之便。 2024年以來，兩岸四地在防治家庭暴力之立法與實務領域續有重要進展。為此，平等權項目舉辦反家暴法律與實踐工作坊，邀請兩岸四地律師分享最新經驗，並據以全面更新彙編內容，除增補新頒行之法規與指引外，亦修正舊版錯漏，力求呈現當前法律實務之完整面貌。 本次更新涵蓋多項標誌性立法與政策變動：內地方面，包括2024年12月九部門聯合發布《關於加強家庭暴力告誡制度貫徹實施的意見》，以及2025年6月修正、2026年1月施行之《治安管理處罰法》；台灣地區於2023年12月修訂《家庭暴力防治法》，並於2024年更新實施細則及各機關工作流程；香港特別行政區於2026年1月實施《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社會福利署更新多項程序指引；澳門特別行政區方面，社會工作局於2025年3月發布《處理懷疑家暴兒童個案程序指引》。本彙編旨在持續為實務工作者、研究者及關注家暴議題之人士提供準確、完整之法律參考資料。 目錄 中國內地編 1 一、法律法规 1 1. 宪法 1 2. 反家庭暴力法 1 3. 民法典之婚姻家庭编 4 4. 妇女权益保障法 5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6 6. 家庭教育促进法 8 7. 残疾人保障法 9 8.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9 9. 精神卫生法 9 10. 治安管理处罚法 10 11. 刑法 11 12. 刑事诉讼法 12 13. 法律援助法 13 14.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13 15. 婚姻登记条例 13 16. 地方法规列表 14 二、司法解释 14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 14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 15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15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17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 18 三、规章、规范性文件与实务指南 18 1. 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 18 2. 幼儿园工作规程 18 3. 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 18 4. 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服务指引（试行） 18 5. 关于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 19 6. 关于加强家庭暴力告诫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全文） 21 7. 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全文） 24 8. 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全文） 26 9. 关于做好家庭暴力受害人庇护救助工作的指导意见 30 10.实务指南和其他参考（正文略） 32 台灣編 33 一、法律法規 33 1.家庭暴力防治法 33 2.家庭暴力防治法施行細則 44 3.跟蹤騷擾防制法 48 4.刑法相關條文 48 5.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49 7.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節選） 49 8.老人福利法 50 二、工作流程與實務指南 51 1.行政機關執行保護令及處理家庭暴力案件辦法 51 2.檢察機關辦理家庭暴力案件注意事項 53 3.法院辦理家庭暴力案件應行注意事項 55 4.其他相關實務流程和參考文件（正文略） 60 香港編 61 一、法例法規 61 1.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 （第189章） 61 2.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規則（第189A章） 68 3.强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第650章） 69 4.其他法例中的相關條文 74 二、政策文件與實務指南 76 1. 檢控涉及家庭暴力案件的政策 76 2. 法官的實務指示 82 3. 社會福利署的程序指引和實務指南 84 澳門編 85 一、法律法規 85 1.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法（第2/2016號法律） 85 2. 刑法典 93 二、實務指南 94 1.處理家庭暴力個案程序指引 94 2.處理懷疑家暴兒童個案程序指引（第一版） 95 下載《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反家庭暴力法律法規和實務指南》，請按以下鏈接:

作者：多元家庭網絡 圖片來源：首版報告封面 編者按 2016年11月，三家民間公益組織組成的「單身女性生育關注組」發布了《中國「單身」女性生育權現狀及法律政策調查報告》。經過兩次修訂，第三版的報告由多元家庭網絡於2021年1月發布。 報告摘要 本報告調查了中國「單身」女性生育權的現狀及相關法律政策，揭示了「單身」女性在生育權方面面臨的困境和挑戰。 本報告中「單身」女性被界定為「不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的女性」 。 主要發現 1. 生育意願與現實困境：調查顯示，59.13%的單身女性有生育意願，76.6%的未婚生育調查對象有生育意願，86.8%的受訪者支持單身女性生育權。然而，現行法律政策框架下，單身女性難以合法獲得生育服務。 2. 法律政策障礙：中國現行法律將生育權與婚姻綁定，《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十七條規定"公民有生育的權利，也有依法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但實際執行中，單身女性被排除在合法生育之外。 3. 輔助生殖技術限制：衛生部《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明確規定"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倫理原則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使單身女性無法合法獲得輔助生殖技術服務。 4. 精子庫准入限制：單身女性無法合法獲取精子庫資源，必須提供結婚證和准生證才能使用。 5. 地區差異：調查發現，不同地區對單身女性生育的政策執行存在差異，如上海、廣州等地的醫院對單身女性生育的限制相對較松，而其他地區則更為嚴格。 單身女性生育的實際路徑 面對法律政策限制，單身女性主要通過以下途徑實現生育： 1. 國內非正規渠道尋求輔助生殖技術服務 2. 赴海外（如美國、泰國等）進行輔助生殖 3. 通過"假結婚"或其他方式規避政策限制 4. 採用"AA代孕"方式 建議 1. 修改現行法律法規，承認單身女性的生育權 2. 取消對單身女性使用輔助生殖技術的限制 3. 改革戶籍政策，消除對非婚生育子女的歧視 4. 完善精子庫管理制度，允許單身女性合法獲取資源 本報告呼籲社會關注單身女性生育權問題，推動相關法律政策的改革，保障女性平等享有生育權利。 報告下載:

1月20日，香港《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在刊憲18個月後正式生效。 該條例規定，社會福利、教育及醫療衛生三個專業界別的25類指明專業人員，如在工作過程中有合理理由懷疑兒童正遭受嚴重傷害，或正面臨遭受嚴重傷害的實際風險，必須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舉報。 任何指明專業人員違反條例，一經定罪，最高可處第5級罰款（50,000港元）及監禁三個月。 2018年發生的屯門五歲女童臨臨被虐殺案推動了該項立法。2021年4月，法庭就該案做出裁決。判詞中揭示了生父和繼母對臨臨長期的肢體及精神虐待。更讓人震驚的是，媒體報道臨臨的幼稚園老師曾發現她受傷，並拍照報告校方，但校方稱其未發現臨臨受傷故未通報。該案令公眾關注到虐待兒童個案舉報不足的情況，要求政府採取相關措施。 2021年7月，政府成立跨政策局工作小組，討論在香港建立強制舉報機制的可行性。同年10月，時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將立法強制通報虐童案件。 2023年6月2日，政府正式發布《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草案》，並於6月14日進入立法會首讀。在立法過程中，香港的NGO及相關專業人士廣泛表達了意見。2024年7月11日，立法會通過該法案；7月19日，該條例刊憲。 從刊憲到正式生效，香港用了18個月來準備法律的實施。 2025年1月20日，兒童事務委員會啟動「保護兒童運動」，面向不同目標群體開展宣傳、教育與培訓，並落實各項支援工作及服務。 2025年7月24日，政府正式推出《強制舉報者指南》。該指南參考了社會福利、教育和醫療衛生界別的三個專業顧問團成員提供的意見，以及相關政策局和部門的建議集體制定，核心內容涵蓋必須舉報的情形、舉報決策流程圖、輔助分析框架及個案情境示例，旨在協助強制舉報者掌握保護兒童的原則，並識別機制下必須舉報的個案。 該指南已於2026年1月再次更新。政府亦為不同界別召開網上說明會，提供網上保護兒童課程及相關資訊。 勞工及福利局發言人表示：「《條例》的生效為兒童編織全面而有效的保護網，標誌著香港在保護兒童工作方面的重要里程碑。」 來源／Resources： 政府新聞公報：《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今日生效 政府新聞公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持保護兒童—《強制舉報者指南》啟動禮 電子版香港法例：《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 法庭線：強制舉報虐兒立法專題報道 網絡資源推薦： 保護兒童網上課程 該網站的「資源角」包含： 與保護兒童有關的法例 強制舉報者指南（2026年1月更新） 在舉報平台以書面提交資料的應用手冊（2026年1月） 相關專業人士參考資料 保護兒童免受虐待—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 保護兒童資料系統統計報告

2016年3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實施。 十年過去，這部法律從紙面走向實踐，經歷了怎樣的曲折？研究與實務之間，又有哪些值得關注的碰撞？ 我們自2015年底開始關注這一議題，舉辦了一系列講座與研討。值此法實施十週年之際，我們從過往活動中精選出十場講座，整理精華內容，推薦給關注反家暴的朋友。這些講座來自學者的一線調研，也來自實務工作者的經驗沉澱，或許能幫助我們理解：反家暴法治的進步，究竟卡在哪裡，又將走向何方。 一、五週年回顧：法律實施的痛點在哪裡 2021年2月 | 反家暴法五週年：進展與反思 反家暴法實施五週年之際，我們邀請了公益律師、「反家暴小疫苗」志願小組成員、性別暴力研究者等一線實務工作者，共同討論這部法律在執行中的真實困境：告誡書使用率偏低、人身安全保護令申請門檻高、多部門聯動機制不暢。疫情期間，多元性別群體、殘障女性等更弱勢群體的家暴風險也被納入討論。 這場研討是一個起點——它不僅總結了五年的經驗，更提出了一個核心問題：法律條文與受害人保護之間，究竟有多遠？ 二、學術研究：當學者走進離婚法庭 制度約束下的性別後果 2021年4月 | 離婚在中國：制度約束及性別後果 賀欣教授 |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 賀欣教授透過對中國離婚訴訟的實地考察，揭示了家暴在司法程序中的尷尬處境。他指出一個悖論：家暴的存在不僅不能幫助女性獲得公正判決，反而常常成為她們的負擔。 在調解結案的案件中，家暴事實往往被「遺忘」——法官為了促成調解，避免觸碰施暴者的敏感神經，選擇不再提及已認定的家暴情節。而在判決結案的案件中，家暴的認定標準又極為嚴苛，「輕傷不構成家庭暴力」的裁判邏輯讓大量暴力行為逃脫法律評價。更令人警醒的是，數據顯示當事人提出家暴指控不僅不能增加離婚機會，反而可能降低獲准離婚的可能性。 相關文章： 賀欣：司法為何淡化家庭暴力 法律文本與司法實踐的「脫鉤」 2022年5月 | 脫鈎：中國離婚法庭上的性別不公 Ethan Michelson教授 | 印第安納大學 Michelson教授基於近15萬份離婚判決書的大數據分析，提出了「脫鉤」（Decoupling）概念——法律文本與司法實踐之間的系統性分離。 研究發現，儘管法律規定家暴是法定離婚事由，但「首判不離」的潛規則普遍存在，且缺乏法律依據。更值得關注的是性別差異：男性首次起訴離婚被准許的比例顯著高於女性，而當女性提出家暴指控時，這種性別差距進一步擴大。大數據無情地揭示：法律規定的「應當保護」，在實踐中異化為「選擇性保護」。 證據主義的司法邏輯 2022年6月 | 證據主義與法院對家庭暴力的裁判 吳貴亨教授 |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 吳貴亨教授通過對400多份涉家暴判決的深入分析，解釋了「證據主義」（Evidentialism）如何成為法院處理家暴案件的機制。他指出，中國法院採取了一種近乎苛刻的證據標準——不僅要求「證據確實充分」，更要求證據形式符合特定規範。 這種「證據主義」邏輯使得大量客觀存在的家暴行為因「證據不足」而被否定。更為深層的問題是，法官將家暴事實的認定視為純粹的「證據事實」而非「憲法事實」，忽視了國家保護公民人身安全的積極義務。這種司法哲學上的定位偏差，直接影響了裁判結果。 警察執法的態度迷思 2022年6月 | 警察對家暴干預執法的態度：反家暴法培訓成效如何？ 林愷教授 | 加州州立大學薩克拉門托分校 林愷教授將視角轉向反家暴的前端——警察執法。通過對基層民警的實證調查，他探討了 《反家暴法》培訓如何影響警察的干預態度。 研究發現，儘管法律明確要求警察主動干預，但「家庭糾紛」的傳統認知仍在基層執法中根深蒂固。培訓改變了警察的認知，但從「態度轉變」到「行為轉變」之間，仍有漫長距離。警察是否願意將家暴視為「治安案件」而非「家庭瑣事」，是否願意花時間製作告誡書、協助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這些微觀決策最終構成了制度運行的真實圖景。 國家治理術中的婚姻與暴力 2022年11月 | 掙脫束縛的婚姻：當代中國的國家法、權力與不平等 李柯教授 | 紐約市立大學John Jay刑事司法學院 李柯教授分享了她的新著，其中第二部分以家暴受害者韓冬琳的經歷為窗口，將家暴問題置於更宏大的國家治理脈絡中考察。她運用大量檔案材料，編織了兩個歷史敘事：新中國建立後，國家如何以司法手段代替行政手段處理婚姻家庭糾紛；當代中國如何通過調整對民間糾紛的干預來實現社會治理。 這一研究提醒我們：家暴問題從來不只是「法律問題」，更是國家治理邏輯、性別權力結構、社會文化觀念交織的複雜場域。 三、實務深耕：一線工作者的經驗沉澱 制度運行的全景梳理 2022年5月｜婦女法修訂與反家暴法實施 呂孝權律師｜北京市千千律師事務所 呂孝權律師系統梳理了反家暴法實施六年來的制度建設。他的分享覆蓋了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地方配套制度的創新，以及告誡書、強制報告、庇護所、人身安全保護令等關鍵措施的運行實況。他也指出制度落實的突出問題：責任部門實施措施出台乏力，多部門合作缺乏全環節打通，強制報告缺乏可操作性規定和監督問責機制，涉家暴案件審理中的證據標準、保護令簽發等關鍵問題仍待回應，導致司法實踐難以產生實質性進展。 強制報告的破冰實踐 2022年5月｜家庭暴力強制報告制度的司法實踐 萬薇律師｜湖南省律師協會婚姻家庭專業委員會 萬薇律師分享了強制報告制度在湖南省的執行狀況。自2015年執業以來，她介入了100多起家暴案件，見證了這一制度從紙面走向實踐的全過程——既有學校、醫療機構發現線索後及時報告的成功案例，也有報告主體認識模糊、擔心報復、部門銜接不暢的現實困境。 監護困境兒童的制度缺口 2025年10月｜監護困境兒童保護機制的挑戰與完善 李嚴律師｜深圳市福田區維德法律服務中心 李嚴律師將視角延伸至家暴的隱性受害者——監護困境兒童。她結合基層未成年人保護中心的真實案例，剖析了現行機制的運行現狀：程序主導機關不明確、干預機制薄弱、制度落地難。通過不同地區的制度比較，她提出了完善兒童保護制度的具體建議。 從一條熱線到一部法律 2025年11月｜中國內地反家庭暴力，從一條熱線開始 王行娟女士｜北京紅楓婦女心理諮詢服務中心 王行娟老師回顧了紅楓中心三十餘年的工作：1992年開通全國首條婦女熱線，首次發現家暴受害者群體；1995年北京世界婦女大會打破社會沉默；此後二十餘年通過研究、社區干預、政策倡導，為2016年反家暴法的出台貢獻力量。如今，紅楓依然堅守熱線服務，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持續助力弱勢婦女。 這場講座回到源頭：反家暴法治的進步，始於無數一線工作者的堅持。 四、港台經驗：反家暴的另一種路徑 2025年6月，我們邀請兩位港台律師分享兩地制度發展，為內地實踐提供參照。 台灣家庭暴力防治的法律體系及最新修正｜黃顯凱律師 台灣《家庭暴力防治法》自1998年頒布以來歷經七次修正，2023年最新修法涵蓋性影像、受害人隱私權、同性配偶及未同居親密關係伴侶等領域，使保護令措施更加周全，並強化防止再犯機制。 香港家庭暴力防治的法律演變與展望｜林滿馨律師 香港自1986年制定《家庭暴力條例》，2008年重大修訂後保護範圍擴大至前配偶／同居者，禁制令有效期延長，可附逮捕授權書並要求施虐者參加強制輔導。2026年1月生效的《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將進一步影響家暴防治格局。 相關講座回放將與《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反家庭暴力法律法規與實務指南》一同於本月發布。 五、資料更新：四地法規匯編本月推出 2024年初，我們曾發佈《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反家庭暴力法律法規與實務指南》。本月，我們將推出更新版，根據最新法規修訂和實務發展進行更新，涵蓋內地、香港、澳門、台灣四地反家暴法律制度與實務指南。 十年，是節點，不是終點。反家暴法治仍在路上，需要研究者的持續觀察，也需要實務工作者的經驗積累。我們期待這些講座回放與資料匯編，能為關注這一議題的朋友提供參考。

[類別] 學術論文 [作者] 黃溢智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 [出處] 反歧視評論 Anti-discrimination Law Review 2025 第12輯 2025年 [摘要] 《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將確保所有人享有平等訴諸司法的機會作為其中一個具體目標,與多部國際人權公約中所聲明的權利保持一致。本文以“平等訴諸司法”為切入點,從產生背景、內容框架和監測機制等三方面對《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和國際人權公約兩個機制進行比較。研究發現,在這兩個框架中,司法正義的含義存在差異:人權公約包含了司法程序各個階段的權利,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主要關注的是平等進入司法程序的機會。此外,兩者的監測方式也有所不同:人權公約專家委員會定期審查國家報告并提出建議,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則通過指標體系評估全球趨勢,但在用量化數據衡量司法正義方面面臨挑戰。最后,本文分析了運用可持續發展框架推動司法正義這一模式的不足和優勢,認為需要結合人權機制,協同兩者以促進弱勢群體的司法保護,實現所有人的司法正義。    論文 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