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末以來的百餘年間，中國的婦女組織從存在樣態、社會功能及法律環境上經歷了什麼變化？在哪些時間段裡，組織得以繁榮勃發、叱吒風雲；在另一些時間則自覺「聽黨話跟黨走」？探索這一段歷史，或許會有令人驚奇的發現。

近日，阿里巴巴女員工自曝遭高管性侵事件再次引起社會對職場性別暴力問題的關注，不少網友倡議企業應建立反性騷擾機制。工作場合的暴力與騷擾如何界定、適用範圍為何，政府及僱主應提供怎樣的保障與支援？

從20世紀20年代到21世紀20年代，它如何從「婚姻絕對自由」、「兒童公育」的初心發展成「以不妨礙丈夫的革命工作為限」和「新賢妻良母」的倡導？ 在本次講座中會基於法律和政策對婚姻家庭觀的背景與發展做一次回顧。

教育如何推進法律實施？ ——台灣校園霸凌防治經驗分享與討論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是台灣第一個由專業教育工作者組成的性平團體，曾協助「玫瑰少年」葉永鋕事件，並參與台灣《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立法推動。 自2012年以來，協會研發了多種性別平等教育素材，與公部門、學校、企業和民間...

[類別] Book Chapter of "Gender Dynamics, Feminist Activism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作者] Xiong Jing [出處] Routledge (2019) [摘要] ...

殘障學生與校園欺淩的全球現狀, 如何消除歧視、騷擾和欺淩，保障身心障礙兒童的平等受教育權？

導言： 身心障礙兒童是更易遭受校園暴力和校園欺淩的邊緣群體之一。如何消除歧視、騷擾和欺淩，讓包括身心障礙兒童在內的學生享受安全的融合教育環境，保障身心障礙兒童的平等受教育權？ 2021年4月18日下午，香港大學法律學院中國法中心平等權項目組舉辦了「當校園欺淩成為融合教育的阻...

香港的心智受障者自我倡導組織「卓新力量」各成員多年來在本地和國際倡議，消除主流社會的種種限制，為心智受障者和更廣泛的身心受障群體爭取自主決策、獨立生活和社區生活的權利。

2021年11月21日，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平等權項目舉辦了《基於性別的校園暴力和欺凌：預防、救濟和處理機制》的網絡研討會。該研討會有幸邀請到了來自聯合國駐華機構、中國內地和台灣地區的學者、實務工作者和律師，就兩地的教育及司法如何預防、處理校園暴力和欺凌事件進行了研討，同時有來自中國

The issues range from challenges in accessing sexual reproductive rights, handling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to child abuse.

作者：魚 7月27日，河南鄭州官方發布信息稱在因暴雨導致的地鐵“720”事件中，14人不幸遇難，其中11名為女性。 無獨有偶，七月初南京機場疫情重現，9名感染者均為女性。 再往前推，六月初蘭新鐵路發生列車與鐵路工人人員相撞事故，9人遇難，均為女性。...

2001年《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CCMD-3）對性指向障礙診斷標準的更新，被視為是同／雙性戀在中國內地去病理化的開端。然而，仍有眾多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人士，並未因此而擺脫被強制扭轉治療的惡夢。 公民社會組織、法律人士，如何對援助遭遇扭轉治療的性小眾？

精神醫學界對性傾向扭轉治療態度如何？ 強調接納的「肯定性諮詢法」的本土實踐如何？ 為轉變性小眾被汙名、被矯正的現狀，我們還有多遠的路要走？​

《反家暴法》於2015年12月通過，2016年3月1日正式施行。五年過去，這部法律在執行過程中存在哪些問題？反家暴倡導者和介入個案的社會工作者及志願者在這個過程中遇到過哪些困難？新冠疫情期間，包括多元性別、殘障女性等更弱勢群體面臨什麼樣的家暴情況？

「離婚冷靜期」自2019年進入公眾視野，便引發了強烈的輿論反應並遭到許多網友反對，但並未影響新頒布的《民法典》將其納入，其中第一千零七十七條規定，“自婚姻登記機關收到離婚登記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任何一方不願意離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記機關撤回離婚登記申請。

女工發聲鮮為人道，背後的行動困境是如何？本文將以「女環衛工反性騷擾」為例，試圖理解基層女工於父權制度下所背負的經濟和文化多重壓迫。

安孟竹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博士 「面對任何尚未取得共識的爭議性話題，忽視、回避或黨同伐異都不是良策，需要做的恰恰是去看見相似表象之下的內在差異、將那些長久不被重視的需求帶到人們面前，厘清這些爭議之中的核心考量與價值追求、在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構建具有生產性的對話，才能在實踐中...

在過去三十年間，中國的酷兒社群逐漸形成，由性少數群體自己製作和消費的媒體也不斷被生產和傳播，包括網絡電台和節目、口述歷史、紀錄片和電影節等多種媒體形式。這些媒體實踐如何形塑和影響了當代中國性少數群體的身分認同和社群文化？它們在身分建構和社會改變方面有怎樣的啟示？

此前最活躍的女權運動，無論是在體制內或體制外工作，都多少帶著一些改變體制的期望，「女權五姐妹」事件、「女權之聲」被關閉和女權議題在網路空間不斷被審查，從側面說明了這一點。然而到了2020 年，以梁鈺為代表的「粉紅女權」卻成為了為數不多可見的「女權」力量。

促進性別平等是國家的責任，它不僅體現為憲法原則和法律政策，更應有機制(機構、程序和方法)通過監測評估來保障其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