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CCMD-3）對性指向障礙診斷標準的更新，被視為是同／雙性戀在中國內地去病理化的開端。然而，仍有眾多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人士，並未因此而擺脫被強制扭轉治療的惡夢。 公民社會組織、法律人士，如何對援助遭遇扭轉治療的性小眾？

精神醫學界對性傾向扭轉治療態度如何？ 強調接納的「肯定性諮詢法」的本土實踐如何？ 為轉變性小眾被汙名、被矯正的現狀，我們還有多遠的路要走？​

《反家暴法》於2015年12月通過，2016年3月1日正式施行。五年過去，這部法律在執行過程中存在哪些問題？反家暴倡導者和介入個案的社會工作者及志願者在這個過程中遇到過哪些困難？新冠疫情期間，包括多元性別、殘障女性等更弱勢群體面臨什麼樣的家暴情況？

「離婚冷靜期」自2019年進入公眾視野，便引發了強烈的輿論反應並遭到許多網友反對，但並未影響新頒布的《民法典》將其納入，其中第一千零七十七條規定，“自婚姻登記機關收到離婚登記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任何一方不願意離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記機關撤回離婚登記申請。

女工發聲鮮為人道，背後的行動困境是如何？本文將以「女環衛工反性騷擾」為例，試圖理解基層女工於父權制度下所背負的經濟和文化多重壓迫。

安孟竹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博士 「面對任何尚未取得共識的爭議性話題，忽視、回避或黨同伐異都不是良策，需要做的恰恰是去看見相似表象之下的內在差異、將那些長久不被重視的需求帶到人們面前，厘清這些爭議之中的核心考量與價值追求、在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構建具有生產性的對話，才能在實踐中...

在過去三十年間，中國的酷兒社群逐漸形成，由性少數群體自己製作和消費的媒體也不斷被生產和傳播，包括網絡電台和節目、口述歷史、紀錄片和電影節等多種媒體形式。這些媒體實踐如何形塑和影響了當代中國性少數群體的身分認同和社群文化？它們在身分建構和社會改變方面有怎樣的啟示？

此前最活躍的女權運動，無論是在體制內或體制外工作，都多少帶著一些改變體制的期望，「女權五姐妹」事件、「女權之聲」被關閉和女權議題在網路空間不斷被審查，從側面說明了這一點。然而到了2020 年，以梁鈺為代表的「粉紅女權」卻成為了為數不多可見的「女權」力量。

促進性別平等是國家的責任，它不僅體現為憲法原則和法律政策，更應有機制(機構、程序和方法)通過監測評估來保障其落實。

第三屆亞太地區性別暴力防治高峰論壇 「以法律促行動，消除性別暴力」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與台灣防暴聯盟、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平等權項目於本年六月十六至十八日合辦了第三屆亞太地區性別暴力防治高峰論壇。此次論壇重點關注與性別暴力相關的法律的執行和司法程序，邀請了來自印度、韓國、尼泊爾...

4月7日，我們有幸邀請到香港大學法律學院的賀欣教授來介紹他的新書《離婚在中國：制度約束及性別後果》（Divorce in China: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nd Gendered Outcomes)。賀欣教授分享了他的研究成果，和在場的參與者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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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段時間熱議的“智力障礙女性嫁給五十歲老漢”這一新聞事件談起，剖析在婚姻與性權利以及更廣泛的語境下，我們應如何提高對精神／心智障礙人士權利的認識。

2001年4月1日，同性婚姻在荷蘭獲得法律認同，其也成為全球首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在全球同婚合法化20週年之際，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性別平等系列講座於3月27日晚開辦「同性伴侶親子關係的法律認定」一期，邀請到了荷蘭前D66國會議員Boris Dittich ，同性伴侶親權案當事人

2021年1月，我們有幸邀請到了耶魯大學法學院蔡中曾中國中心的高級研究員Darius Longarino分享了他最新完成的中國性/別少數權利現狀的報告：《步步為營——中國LGBT人群的權利倡導》。 本文為上述報告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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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轉載經作者授權。 By Darius Longarino “Precarious Progress: Advocacy for the Human Rights of LGBT People in China”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本站轉載經作者授權。 By Anna Bruce and Chen Ting Ting While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had an impact on all members of society, persons...

本站轉載經作者授權。 By Darius Longarino, Yixin Ren, and Angela Zhang China’s Civil Code required firms to set up sexual harassment prevention and...